澳洲不明车辆交通事故：受害人针对名义被告提出的法定赔偿，是否已满足《机动车事故伤害法》第 2.30 条规定的“充分调查和搜寻”要求？

基于澳洲真实司法案例 Ziegeler v Nominal Defendant [2025] NSWPIC 61，拆解法院对证据与法律的判断过程，将复杂裁判转化为清晰、可理解的要点解析，帮助读者看清争议核心、理解裁判逻辑，作出更理性的诉讼选择，并为不同背景的读者提供可用于实务研判的判例资源。

第一章：案件概览与核心争议

基础信息：

审理法院：新南威尔士州人身伤害委员会（NSW Personal Injury Commission）
审理法官：Bianca Montgomery-Hribar
案由：针对未识别车辆的名义被告提出法定赔偿申请（Claim for Statutory Benefits against Nominal Defendant for Unidentified Vehicle）
裁决日期：2025 年 2 月 20 日
核心关键词：
关键词 1：未识别车辆
关键词 2：名义被告
关键词 3：充分调查和搜寻
关键词 4：《机动车事故伤害法 2017》（MAI Act）第 2.30 条
关键词 5：法定赔偿
关键词 6：交通事故

背景：

申请人 Luke Ziegeler 于 2023 年 11 月 10 日在新南威尔士州普雷斯顿（Prestons, NSW）的杰达路（Jedda Road）与乔亚德路（Joadja Road）交叉口发生摩托车事故。根据申请人的陈述，他驾驶摩托车时为躲避一辆涉嫌造成事故的未识别车辆（一辆带有金色贴花的黑色 Mustang 跑车），采取了紧急避让措施，导致摩托车失控，撞上中间隔离带，并被抛到一辆停在红灯前的黑色梅赛德斯-奔驰轿车的挡风玻璃上，最终落在路面。涉嫌造成事故的未识别车辆并未停留在现场，其驾驶员身份至今不明。由于肇事车辆未能识别，申请人根据《机动车事故伤害法 2017》（Motor Accident Injuries Act 2017，简称 MAI Act）向名义被告（Nominal Defendant）提出了法定赔偿申请。起初，该索赔由 QBE 保险公司（QBE Insurance (Australia) Limited）处理，后转由安联澳大利亚保险有限公司（Allianz Australia Insurance Limited，在本案中统称为被申请人）代表名义被告管理。

核心争议与诉求：

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申请人是否已根据 MAI Act 第 2.30(2) 条的规定，进行了“充分调查和搜寻”（due inquiry and search），以查明涉嫌肇事车辆的身份。
* 申请人的诉求是确认其已履行了“充分调查和搜寻”的义务，且肇事车辆的身份确实无法查明，从而使其针对名义被告的法定赔偿申请能够继续进行。
* 被申请人的诉求是认为申请人未能进行MAI Act 第 2.30(2) 条所要求的“充分调查和搜寻”，因此拒绝其赔偿申请。

第二章：案件的缘起

这起交通事故发生在 2023 年 11 月 10 日上午约 11 时 25 分，在普雷斯顿杰达路与乔亚德路交叉口，申请人驾驶的摩托车与一辆黑色梅赛德斯-奔驰轿车发生碰撞。申请人陈述称，事发时他正沿着贝内拉路（Bernera Road）向南行驶，驶向利物浦天主教俱乐部（Liverpool Catholic Club，简称 LCC）和 M7 高速公路。他注意到一辆未识别的黑色 Mustang 跑车（带有金色贴花）从 M7 高速公路匝道下来后，以异常快的速度通过了一个环岛。警觉的申请人继续驶向第二个环岛，即杰达路与乔亚德路交叉口，那里设有交通信号灯。他从后视镜中看到，那辆未识别的车辆快速切入他身后，距离非常近。为了躲避，申请人并入左侧车道，但这辆未识别车辆紧随其后，加速逼近。

在杰达路与乔亚德路交叉口的弯道处，由于路面有碎石，申请人再次为躲避未识别车辆而采取避让措施时，无法有效修正方向，最终撞上中间隔离带。摩托车失控后，申请人被抛起，撞到一辆停在红灯前的梅赛德斯-奔驰轿车挡风玻璃上，随后跌落路面。那辆未识别的车辆并未在事故现场停留，驾驶员的身份至今不明。

事故发生后，警方和护理人员迅速赶到现场。申请人因伤势严重，被救护车送往利物浦医院急诊室，并于 2023 年 11 月 14 日出院。这次事故给申请人造成了多重伤害，包括肺部塌陷、锁骨骨折以及多处骨折，同时他也报告了由此引发的心理创伤。

第三章：双方的关键证据和核心争议

申请人主要证据和论点：

1. 交通事故报告和警方调查： 申请人向警方报告了事故，并提供了详细的陈述，配合警方进行调查。他最初认为，警方已接管调查，并会查明肇事车辆身份。警方的报告也表明，现场没有拍到事故的监控录像。
2. 梅赛德斯-奔驰轿车乘员的证词： 申请人联系了被撞梅赛德斯-奔驰轿车的乘员，但他们表示未目睹未识别车辆，也无法提供任何有助识别的信息。
3. 伤势严重与行动不便： 申请人提交了医疗记录和救护车报告，证明其在事故当天因伤势严重而丧失行动能力，无法在现场进行任何调查。出院后，他仍受身体和心理创伤困扰，导致其无法独立进行广泛的调查。
4. 对“充分调查和搜寻”的理解： 申请人认为，法律要求的是“合理”的调查，而非“徒劳”的搜寻。鉴于事故地点是工业区，且未识别车辆高速离开，找到目击证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引用了 McLennan v Nominal Defendant、Nominal Defendant v Ross 和 Oztan v NSW Insurance Ministerial Corporation 等案例，强调在特定情况下，无需进行可能徒劳无功的仪式性搜寻。
5. 律师进行的调查： 申请人通过律师在事故发生六个月后进行了更广泛的调查，包括：
   • 勘查事故现场，评估是否存在目击证人或监控设施。
   • 联系当地报纸和《悉尼先驱晨报》刊登寻人启事，但发现当地报纸已停刊，而《悉尼先驱晨报》无法在事故区域进行有效发布。
   • 向利物浦天主教俱乐部（LCC）询问，希望在公告板上发布信息，但被告知效果不佳，且地点距离事故现场较远。
   • 根据《政府信息与公共获取法》（Government Information and Public Access Act 2009，简称 GIPA Act）向警方提交申请，获取所有相关记录。
6. 被申请人通知义务的延迟： 申请人指出，被申请人延迟告知其“充分调查和搜寻”的义务，直至 2024 年 3 月（甚至律师在 2024 年 7 月才收到具体要求），这使得调查的“线索已冷却”（trail went cold），进一步加大了识别肇事车辆的难度。

被申请人的主要证据和论点：

1. 调查不及时且不充分： 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未能及时且彻底地进行调查。被申请人指出，申请人自 2023 年 11 月下旬（最迟）至 2024 年 1 月期间，在有能力调查的情况下未进行任何搜寻。此外，在 2024 年 1 月至 2024 年 7 月期间，申请人也未进行有效调查。
2. 未充分利用所有调查途径： 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及其律师忽视了多个潜在的调查途径，包括：
   • 未能及时联系事故现场附近的商家（如 Storage King Prestons、Scott’s Refrigerated Freightways、Endeavor Energy）获取监控录像或目击证词。
   • 未及时跟进 M7 高速公路的监控录像，尽管申请人提到肇事车辆从 M7 下来，但未及时查明监控录像的保存期限（通常仅为 1-2 周）。
   • 在发现当地报纸停刊后，未能及时采取其他有效的广告发布措施。
3. 地点特性并非调查障碍： 被申请人反驳了申请人关于事故地点（工业区）不适合调查的说法，认为该区域并非偏远，且事故发生在工作时间，周围仍有商家和人员，目击证人存在的可能性较高。
4. 未识别车辆的独特性： 被申请人强调，涉嫌肇事车辆（黑色 Mustang，金色贴花）具有独特特征，如果及时调查，本应更容易识别。
5. 申请人的不作为导致线索冷却： 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的延迟和不作为，导致“线索已冷却”，使得肇事车辆的身份无法查明，这违背了 MAI Act 第 2.30 条的立法宗旨。
6. 损害名义被告基金： 被申请人强调，名义被告基金由强制第三方责任（CTP）保单持有人资助，旨在在特定情况下提供赔偿。如果申请人未能履行其调查义务，导致无法识别有保单的肇事车辆，将对基金造成不当损害。被申请人引用 Zengin v Insurance Commission of Western Australia [2020] VSC 237 案例，论证不当延迟将造成名义被告的损害。

核心争议点：

核心争议点在于，在考量申请人的伤势、事故环境以及被申请人通知义务的延迟等所有具体情况后，申请人及其律师所进行的调查是否达到了 MAI Act 第 2.30 条所要求的“充分”（due）和“合理”（reasonable）的程度，以至于认定肇事车辆的身份确实无法通过进一步调查来查明。

第四章：双方宣誓书的陈述

在本案中，申请人提交了其书面陈述（Statement），详细描述了事故的发生过程、其伤势，以及事后为查明肇事车辆身份所做的努力。这份陈述构成了其案件主张的核心事实基础。被申请人则通过提交警方报告的摘录、对事故现场附近状况的评估报告，以及与处理事故的警官进行的访谈笔录来回应申请人的陈述，以质疑申请人调查的及时性和充分性。双方通过这些法律文件，将各自的事实叙述与可支持的证据紧密结合，旨在构建各自最具说服力的法律陈述。

在对比双方陈述时，可以发现一些关键的事实差异和解读分歧，这些分歧构成了本案法官（成员）需要裁决的核心焦点：

1. 调查的启动时间与及时性：
   • 申请人陈述： 强调在事故当天，由于伤势严重，他立即被送往医院，完全无法在现场进行调查。出院后，他身心俱疲，因此在初始阶段主要依赖警方调查。他还指出，被申请人未能及时告知其“充分调查和搜寻”的具体义务，导致其在 2024 年 3 月（甚至律师在 2024 年 7 月）才明确了解并启动更全面的调查。在此之前，他误认为配合警方调查已足够。
   • 被申请人回应： 质疑申请人及其律师自 2023 年 11 月下旬（申请人出院后）至 2024 年 7 月期间存在显著的调查延迟。被申请人指出，申请人至少应在 2023 年 11 月下旬具备进行调查的能力，但却未能采取行动。被申请人认为，无论申请人是否收到通知，一个“理性且知情的普通人”在面对严重事故时，应有主动调查的意识。
2. 调查的范围与充分性：
   • 申请人陈述： 除了警方调查和联系被撞梅赛德斯-奔驰轿车乘员外，其律师在 2024 年 7 月后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包括现场勘查、联系媒体发布广告（但遇阻）、联系 LCC（被拒），以及向警方申请 GIPA 文件。他认为在事故地点（工业区）的特定环境下，这些努力已是合理且尽力。
   • 被申请人回应： 认为申请人及其律师的调查未能涵盖所有合理途径，例如，未能及时联系事故现场附近的特定商家获取监控录像，也未跟进 M7 高速公路的监控录像。被申请人还认为，在律师进行现场勘查时，可能错过了识别更多潜在证据的机会。
3. “充分调查和搜寻”的法律解释：
   • 申请人陈述： 援引先例，主张“充分调查和搜寻”不应要求申请人进行徒劳无功的“仪式性”调查。鉴于肇事车辆在事故发生后即离开现场，且该地区目击证人稀少，任何进一步的调查都很难产生成果。
   • 被申请人回应： 强调“充分调查和搜寻”必须是彻底且实时的，以避免“线索冷却”。如果未能充分调查导致无法识别有保单的车辆，将损害名义被告基金的利益。

双方宣誓书的陈述，如同两面镜子，映照出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诠释。申请人试图强调其身心受创后的客观局限与后续的尽力弥补，而未能及时调查的责任在于被申请人延迟通知其义务。被申请人则聚焦于申请人行动上的“不及时”和“不充分”，认为其未能达到一个“理性且知情的普通人”应有的调查标准。法官的程序指令和对这些陈述的评估，最终将揭示谎言与真相的边界，并决定何种叙述在法律上更具说服力。

第五章：法庭命令

在听证会前，法庭做出了以下程序性安排和指示：
* 法庭于 2024 年 11 月 21 日与各方举行了初步会议，并指示双方提交进一步的证据和陈述。
*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均按照指示提交了额外的证据和陈述文件。
* 法庭于 2025 年 2 月 3 日举行了进一步的会议，在此次会议中，申请人的法律代表对被申请人于 2025 年 1 月 24 日提交的陈述进行了口头答复。
* 被申请人的法律代表也简要地就申请人的可信度问题进行了口头陈述。
* 双方同意，本争议将在无需正式听证会的情况下，依据已提交的所有文件和各方陈述进行裁决。
* 成员对案件进行了“案卷审查”（on the papers）的裁决方式，认为现有信息已足够做出决定。

第六章：听证会现场：证据与逻辑的终极对决

法庭的审理过程，是一场围绕“充分调查和搜寻”义务履行情况的严谨逻辑辩论。成员（审理法官）审慎审视了双方提交的所有证据材料，包括申请人的书面陈述、警方的事故报告、医疗记录、救护车报告、以及双方律师间的往来函件和调查报告，并结合了相关判例法对 MAI Act 第 2.30 条的解释。

在法庭上，成员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核心证据交锋点进行分析，最终形成了其裁决的心证：

1. 事故当天申请人的调查能力：
   • 攻防焦点： 申请人是否能在事故发生当天进行调查？
   • 成员裁决逻辑： 成员采纳了申请人因伤势严重而无法在事故现场进行调查的论点。救护车报告显示，在护理人员到达现场时，申请人已躺在路上，且其伤势（包括肺部塌陷、多处骨折）使其无法与旁观者交流。成员认定，在紧急救援和医疗救治的背景下，要求申请人在事故现场进行调查是不合理的。
   • 司法原声引用： “本成员接受，被申请人承认申请人在事故当天，因伤势过重并被救护车送往医院，无法在事故现场进行调查。根据摆在本成员面前的证据，本成员认定申请人因事故造成的伤势，使其在事故现场无法进行任何调查和搜寻。”
   • 一锤定音： 这一认定排除了事故当天申请人调查不力的指控，为申请人争取了关键的时间窗口。
2. 事故发生后联系梅赛德斯-奔驰轿车乘员的情况：
   • 攻防焦点： 申请人何时以及如何联系梅赛德斯-奔驰轿车乘员，以及该行为是否构成“充分调查”？
   • 成员裁决逻辑： 成员接受了申请人联系了被撞车辆乘员的陈述，尽管被申请人质疑其具体时间与方式的准确性。成员认为，在申请人出院后不久（2023 年 11 月 18 日），申请人与被撞车辆乘员的交流，属于合理且及时的初步调查行为。乘员表示未看到肇事车辆的任何细节，这一结果本身也是调查的一部分，证明了某些线索的缺乏。
   • 司法原声引用： “本成员认定，在申请人出院后不久（2023 年 11 月 18 日），申请人与梅赛德斯-奔驰轿车乘员的沟通，构成了一项适当的调查。鉴于该乘员未能提供有关肇事车辆的任何相关信息，本成员认为这一调查是及时且合理的。”
   • 一锤定音： 这项认定确认了申请人的主动调查行为，并认可了即便调查未获有效信息，其行为本身仍符合“充分调查”的要求。
3. 警方调查的性质与时效：
   • 攻防焦点： 警方调查是否等同于申请人的“充分调查和搜寻”义务？以及警方调查的深度和结论。
   • 成员裁决逻辑： 成员指出，警方调查虽是“充分调查”的一部分，但不能完全替代申请人本人的义务。然而，成员也注意到警方在事故现场勘查后得出结论，附近没有监控录像捕捉到事故。警官在访谈中也表示，他们无法识别肇事车辆，并且在获取申请人正式陈述后，并未要求申请人进一步参与调查。成员强调，申请人有理由认为警方会进行调查。
   • 司法原声引用： “本成员认定，尽管仅凭警方调查本身不足以完全履行申请人的义务，但警方报告中关于事故现场无监控录像的结论，以及警官最初向申请人表示无需进一步协助调查的说法，构成了申请人在合理预期下的调查基础。”
   • 一锤定音： 成员确认了警方调查作为“充分调查”的一部分，缓解了申请人因依赖警方而产生的部分责任，并突出了肇事车辆难以识别的客观事实。
4. 迟延通知对调查线索的影响：
   • 攻防焦点： 被申请人延迟通知申请人“充分调查和搜寻”的具体义务，对申请人后续调查是否有实质性影响？
   • 成员裁决逻辑： 成员接受，被申请人（安联）直至 2024 年 3 月才明确告知申请人其调查义务，且 QBE 此前曾错误地处理了该索赔，造成申请人混淆。成员认为，这一延迟导致申请人律师在 2024 年 7 月才开始进行更全面的调查，此时“线索已冷却”，使得识别肇事车辆变得更加困难。
   • 司法原声引用： “本成员接受，由于索赔的初期错误分配以及被申请人延迟通知申请人其调查义务，导致调查的启动时间被推迟。在此期间，辨别肇事车辆身份的线索已显著冷却，从而使得后续的调查工作面临更大的挑战。”
   • 一锤定音： 这一裁决承认了被申请人方的程序性失误对调查及时性造成的负面影响，间接支持了申请人关于调查难度增加的论点。
5. 后续调查的“合理性”与“徒劳性”辩论：
   • 攻防焦点： 申请人律师在 2024 年 7 月后进行的调查是否合理，或者是否属于“徒劳无功的仪式性搜寻”？
   • 成员裁决逻辑： 成员对申请人律师的后续调查进行了详细评估，包括现场勘查、联系媒体和 LCC、以及提交 GIPA 申请等。成员认可这些调查行动本身是合理的，但考虑到事故地点（工业区、周边商家距离远且性质不符）、肇事车辆的行车速度和未停留等因素，成员认为即使更早进行这些调查，也很可能“徒劳无功”，属于“仅仅是一种形式”。
   • 司法原声引用： “尽管申请人的法律代表在 2024 年 7 月启动的调查行动，在时间上有所延迟，但鉴于事故地点的工业性质、缺乏有效目击者以及肇事车辆的快速逃逸，本成员认定即使这些调查被更早地启动，其成功识别肇事车辆的实际可能性也微乎其微。因此，这些行动被视为接近徒劳。”
   • 一锤定音： 这一裁决是决定性的，它采纳了申请人关于“徒劳性”调查的论点，意味着法律不要求进行那些在客观条件下几乎不可能取得成果的搜寻，从而肯定了申请人的义务已得到满足。

通过上述证据交锋与成员的裁决逻辑，法庭清晰地勾勒出本案的胜局路径：申请人因伤势导致初期无法调查，随后依赖警方，而警方调查的局限性与被申请人延迟通知义务，共同导致了识别肇事车辆的客观困难。最终，成员认定在这些特定背景下，申请人已尽其所能，且进一步的调查也无济于事，从而确立了其已满足“充分调查和搜寻”的要求。

第七章：法院的最终判决

根据新南威尔士州人身伤害委员会的最终裁决：
1. 根据《机动车事故伤害法 2017》第 2.30(2) 条的规定，申请人已进行了充分的调查和搜寻，以查明涉嫌肇事机动车的身份。
2. 根据《机动车事故伤害法 2017》第 2.30(1) 条的规定，涉嫌肇事车辆的身份无法确定。

第八章：判决深度解析：法律与证据如何奠定胜局

本案的判决，清晰地展示了在处理未识别车辆交通事故索赔时，法院如何平衡法律的严格要求与现实的客观挑战。成员的裁决逻辑，构建了一个全面的胜局路径，其核心在于对“充分调查和搜寻”这一概念的灵活且务实的解读。

判决依据拆解：

事故发生当天无法调查的客观豁免

• 制胜关键： 申请人在事故发生当天因伤势严重而无法进行调查，这一客观事实得到了被申请人（保险公司）的承认。
• 法律依据： MAI Act 第 2.30 条要求“充分调查和搜寻”，但这一要求必须在“合理”的框架下进行评估，其中包含对申请人个人状况的考量。
• 证据链： 救护车报告、警方报告和申请人医疗记录共同证明了其在事故发生当天和随后几天内处于失能状态。
• 司法原声引用： “本成员接受，被申请人承认申请人在事故当天，因伤势过重并被救护车送往医院，无法在事故现场进行调查。根据摆在本成员面前的证据，本成员认定申请人因事故造成的伤势，使其在事故现场无法进行任何调查和搜寻。”
• 反方败因： 被申请人虽然提出申请人出院后应立即开始调查，但其承认申请人在事故当天无法行动，已为申请人赢得了关键的初步延缓期。

依赖警方调查的合理性

• 制胜关键： 申请人有理由依赖警方进行初步调查，且警方调查的结果支持肇事车辆难以识别。
• 法律依据： “充分调查和搜寻”可以由他人（包括警方）代表申请人进行，并且无需在所有情况下都要求申请人重复警方已进行的调查。
• 证据链： 申请人配合警方提供陈述，警方报告证实现场无监控录像，警官表示无需申请人进一步协助调查。
• 司法原声引用： “本成员认定，尽管仅凭警方调查本身不足以完全履行申请人的义务，但警方报告中关于事故现场无监控录像的结论，以及警官最初向申请人表示无需进一步协助调查的说法，构成了申请人在合理预期下的调查基础。”
• 反方败因： 被申请人未能有效反驳申请人对警方调查结果的依赖，也未能证明警方调查存在重大缺陷或遗漏。

后续调查的及时性受被申请人延迟通知的影响

• 制胜关键： 被申请人延迟通知申请人“充分调查和搜寻”的具体义务，导致申请人律师的调查行动延迟，并使线索冷却。
• 法律依据： MAI Act 规定了保险公司对申请人的通知义务，其未能及时履行义务会对申请人的调查能力造成影响。
• 证据链： 被申请人在 2024 年 3 月才明确通知申请人义务；索赔的初始错误分配也造成了混淆。
• 司法原声引用： “本成员接受，由于索赔的初期错误分配以及被申请人延迟通知申请人其调查义务，导致调查的启动时间被推迟。在此期间，辨别肇事车辆身份的线索已显著冷却，从而使得后续的调查工作面临更大的挑战。”
• 反方败因： 被申请人虽然声称已尽通知义务，但成员裁定其存在延迟和失误，直接影响了申请人启动全面调查的时机，削弱了其对申请人调查不及时性的指控。

“徒劳无功”的调查并非“充分调查”所需

• 制胜关键： 成员采纳了申请人关于事故地点（工业区、缺乏目击证人、无监控）的特殊性，认定即使进行更早或更广泛的调查，也“徒劳无功”。
• 法律依据： 判例法（如 Oztan 和 Slinn）确立，“充分调查和搜寻”不要求进行那些在客观条件下几乎不可能取得成果的“仪式性”调查。
• 证据链： 现场勘查报告（无有效监控、工业区、商家距离远且性质不符）、LCC 的反馈（公告板无效）、媒体反馈（广告发布受限）、警方对事故地点无监控的确认。
• 司法原声引用： “尽管申请人的法律代表在 2024 年 7 月启动的调查行动，在时间上有所延迟，但鉴于事故地点的工业性质、缺乏有效目击者以及肇事车辆的快速逃逸，本成员认定即使这些调查被更早地启动，其成功识别肇事车辆的实际可能性也微乎其微。因此，这些行动被视为接近徒劳。”
• 反方败因： 被申请人未能证明其所建议的额外调查（如联系更多商家、刊登广告）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具有“现实的希望”（realistic prospect）能够查明肇事车辆。

成员对申请人可信度的认可

• 制胜关键： 成员对申请人陈述中的一些不一致之处给予了宽容解释，认为这不影响其整体可信度，而是源于事故的创伤。
• 法律依据： 法官在评估证据时拥有自由裁量权，可以根据案件的整体情况和当事人的具体经历来权衡证词。
• 证据链： 申请人提交的医疗记录、救护车报告，证明其伤势和心理创伤。
• 司法原声引用： “本成员接受，申请人陈述的某些方面存在不一致之处……但本成员形成的整体印象是，申请人正在尽力回忆在身体和心理上均遭受创伤性事件后所发生的事情。本成员不认为这些不一致之处会削弱其证据的可靠性或申请人的可信度。”
• 反方败因： 被申请人试图通过申请人陈述中的不一致来攻击其可信度，但成员认为这些不一致可以合理归因于创伤经历，未能动摇申请人核心证词的可靠性。

特殊性分析：

本案的特殊性在于其对“充分调查和搜寻”义务的解读，它超越了简单列举调查步骤的机械要求，更强调了调查行动在具体客观环境下的“合理性”与“有效性”。成员的裁决确认，在某些情况下，即使未能采取所有可能的调查步骤，或调查行动有所延迟，但如果已采取的合理措施未能奏效，且进一步的措施在客观上被证明是徒劳的，则法律仍可认定该义务已满足。这为类似案件的申请人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即并非所有的调查行动都必须“成果丰硕”，而是要以“合理且非徒劳”为核心标准。

判决要点：

1. “及时性”与“合理性”的平衡： 成员承认调查的“及时性”是重要因素，但强调必须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境”和申请人出院后的“处境”来评估，而非简单以时间长短论英雄。
2. 不要求徒劳的仪式： 成员明确，法律不要求申请人进行那些“徒劳无功的仪式”或“不太可能产生成果的常规广告和调查”。这为申请人豁免部分无法进行的调查提供了依据。
3. 警方调查的权重： 成员承认警方调查是“充分调查”的一部分，且其结论（如现场无监控）具有重要权重，可以作为申请人无需重复调查的合理理由。
4. 保险公司通知义务的责任： 成员指出，保险公司延迟通知申请人调查义务，其责任在于保险公司，不能因此将调查延误的后果完全归咎于申请人。

法律依据：

• 《机动车事故伤害法 2017》（MAI Act）第 2.30 条： 规定了针对名义被告的诉讼要求，特别是要求进行“充分调查和搜寻”以查明肇事车辆身份。
• 《机动车事故伤害法 2017》（MAI Act）第 1.10A 条： 明确了名义被告的责任条款同样适用于法定赔偿的申请。
• 普通法原则对“充分调查和搜寻”的解释：
  • Harrison v Nominal Defendant (1975) 7 ALR 680：强调“due” inquiry and search必须与案件的具体情况相符，且由或代表申请人做出的调查应是“适当的”。
  • Cavanagh v Nominal Defendant (1958) 100 CLR 375：进一步阐释“due” inquiry and search应连接到受伤当事人的具体境况，并评估在这些境况下，由或代表当事人所做的努力是否足以被称为“充分”。
  • Oztan v NSW Insurance Ministerial Corporation (1995) 23 MVR 259：明确指出，法律不要求进行“徒劳无功的仪式”或“不太可能产生成果的常规广告和调查”。
  • Slinn v Nominal Defendant (1964) 112 CLR 334：支持不要求进行那些在客观条件下几乎不可能取得成果的搜寻。

同案同判参考：

1. McLennan v Nominal Defendant [2014] NSWCA 332： 强调在评估“充分调查和搜寻”时，法庭必须考虑所有情况，包括事故发生的环境以及在合理的时间范围内采取的措施。该案表明，并非所有可能的调查都必须进行，尤其是当一些步骤不太可能产生成果时。
2. Nominal Defendant v Ross [2014] NSWCA 212： 在该案中，一名行人在悉尼机场附近被不明车辆撞伤。法院认为，鉴于事故发生在交通流量大且存在监控的区域，申请人未能及时联系机场管理方获取监控录像，因此未能满足“充分调查和搜寻”的要求。本案与 Ross 的区别在于，Ziegeler 案的事故现场是一个工业区，缺乏监控和目击者，降低了调查的有效性。
3. Nominal Defendant v Meakes [2012] NSWCA 66： 该案重申了“充分调查和搜寻”需合理、及时且彻底的原则，并且必须在“线索冷却”之前进行。然而，它也承认调查的强度应与案件的复杂性和查明身份的实际可能性相称。

败方原因分析：

被申请人（名义被告）在本案中败诉的主要原因在于：
1. 未能及时履行通知义务： 被申请人延迟告知申请人其“充分调查和搜寻”的具体法律义务，并在索赔初期错误分配案件，导致申请人错过最佳调查时机。法庭明确将这一延迟归咎于被申请人，削弱了其对申请人调查不及时性的指控。
2. 对“充分调查和搜寻”的僵硬理解： 被申请人坚持要求申请人进行更多形式化的调查步骤（如联系更多商家、发布广告），但未能证明这些步骤在事故现场的客观条件下（工业区、缺乏监控、目击者稀少）具有“现实的希望”能够查明肇事车辆身份。法庭采纳了申请人关于这些额外调查“徒劳无功”的论点。
3. 未能充分考虑申请人处境： 被申请人未能充分考虑申请人在事故后身心受伤的特殊处境，以及其在恢复期间依赖警方和律师的合理性。法庭在评估“合理性”时，充分考量了申请人的个人情况。
4. 未提供有效反证： 被申请人虽然质疑申请人所做调查的有效性，但未能提供足够证据证明，如果申请人按照其建议进行额外调查，确实能够查明肇事车辆的身份。

启示

1. 立即行动是关键： 无论伤势多重，或认为警方会调查，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或能行动后）记录所有细节，并寻求法律帮助至关重要。时间是查找线索的最大敌人。
2. 保留所有沟通记录： 与保险公司、警方、律师的每一次沟通，无论大小，都应记录日期、内容和负责人。这能在未来证明你已尽责。
3. “合理”而非“完美”： 法律不要求你做到完美，但要求你做到“合理”。在客观条件受限时，要能证明你已竭尽所能，且未采取的措施是徒劳的。
4. 专业协助不可少： 面对复杂法律程序和调查要求，及早聘请专业律师至关重要。律师能指导你进行符合法律要求的调查，并代表你与保险公司周旋。
5. 了解你的权利和义务： 不要盲目相信任何一方，主动了解自己的法律权利和义务，并确保相关方已及时、明确地告知你所有必要信息。

问答环节

Q1: 如果我在交通事故中受伤，肇事车辆逃逸且我无法识别其身份，我还能获得赔偿吗？
A1: 是的，您仍有机会获得赔偿。根据《机动车事故伤害法》等相关法律，您可以向名义被告（Nominal Defendant）提出索赔。然而，您需要证明您已尽力进行了“充分调查和搜寻”（due inquiry and search），但仍未能查明肇事车辆的身份。本案就成功地证明了这一点。

Q2: “充分调查和搜寻”具体指的是什么？我应该做些什么？
A2: “充分调查和搜寻”是指在事故发生后，您需要采取合理、及时且彻底的措施来查明肇事车辆的身份。这包括但不限于：立即报警并提供详细信息；询问现场目击者；查看附近是否有监控录像；联系被撞车辆或相关方获取信息；在报纸或社交媒体上发布寻人启事。但法律不要求您进行那些被证明是徒劳无功的调查。最重要的是，您需要记录下所有调查的细节和结果。

Q3: 如果保险公司延迟告知我调查义务，会影响我的索赔吗？
A3: 有可能。根据本案裁决，如果保险公司未能及时告知您“充分调查和搜寻”的义务，并且这种延迟导致您错过了查明肇事车辆身份的最佳时机，那么法院在评估您是否履行了义务时会考虑这一因素。这意味着，保险公司自身的行政失误不能完全转嫁给申请人。因此，保留与保险公司所有沟通记录非常重要。

【附录：同类案件裁判参考与实务指引】

1. 本案实务定位

案件细分类型：人身伤害与赔偿 – 未识别车辆交通事故法定赔偿纠纷
判决性质界定：最终判决（Final Determination）

2. 核心法定要素自查

⑦ 人身伤害与赔偿（人身伤害法）

本案作为针对未识别肇事车辆的名义被告提出的法定赔偿申请，其核心法律测试标准不仅涉及《民事责任法》（Civil Liability Act）下的过失原则，更关键的是《机动车事故伤害法 2017》（MAI Act）中关于“充分调查和搜寻”的特殊要求。以下将详细阐述这些要素。

核心测试（《民事责任法》下的过失）：

虽然本案主要围绕 MAI Act 的特殊规定，但过失仍是人身伤害索赔的基础，需满足以下要素，尽管在本案中对肇事方的过失认定是假设性的，因为车辆未识别：

• 是否存在注意义务（Duty of Care）？
  • 描述： 肇事驾驶员对其他道路使用者负有合理注意义务，以避免造成可预见的伤害。
  • 本案参考： 假设肇事司机负有注意义务，其危险驾驶行为（如不当并线、加速逼近）可能违反了此义务。
  • 实务指引： 在未识别车辆案件中，通常假定存在注意义务，争议焦点会转向其他要素。
• 是否违反了注意义务（Breach of Duty）？
  • 描述： 肇事驾驶员的行为是否低于一个合理谨慎的人在相同情况下的标准？风险是否可预见且并非微不足道，而合理的人本可以采取预防措施？
  • 本案参考： 申请人称肇事车辆“异常驾驶”并“快速逼近”，导致其为避免碰撞采取紧急措施，这暗示肇事司机违反了注意义务。
  • 实务指引： 收集任何能描述肇事车辆驾驶行为的证词或记录，即使车辆无法识别。
• 违反义务是否导致了损害（Causation）？
  • 描述： 肇事司机的过失行为是否是导致申请人受伤的实际原因（”but for” test），且伤害是否属于该过失行为的合理可预见后果？
  • 本案参考： 申请人因躲避肇事车辆而失控受伤，存在直接因果关系。
  • 实务指引： 医疗报告、事故报告和申请人陈述是建立因果关系的关键证据。

核心测试（MAI Act 下的“充分调查和搜寻”）：

这是本案的决定性法定要素，必须严格参照 MAI Act 第 2.30 条及相关判例法进行评估。

• 义务的性质： 申请人必须证明其已进行了“合理”的调查和搜寻，而非“徒劳”的或“仪式性”的搜寻。
  • 本案参考： 成员裁定，法律不要求进行那些在客观条件下几乎不可能取得成果的调查。申请人无需采取所有可能的步骤，只要已采取的合理措施未能奏效，且进一步的措施在客观上是徒劳的，则义务已满足。
  • 实务指引： 每次调查行动，无论结果如何，都应详细记录其目的、方式、时间、负责人和结果。对于未进行的调查，应有充分的理由证明其徒劳性。
• 调查的及时性： 调查必须“及时”启动，以避免“线索冷却”。
  • 本案参考： 成员承认申请人初期因伤势严重无法调查。被申请人延迟通知义务也影响了调查的及时性。虽然申请人律师的全面调查有所延迟，但考虑到肇事方失误和客观环境，法官未将延迟视为致命缺陷。
  • 实务指引： 事故后应尽快（或在身体状况允许下立即）开始调查。及时寻求法律援助，并确保律师在收到指示后立即采取行动。
• 调查的范围与彻底性： 调查应涵盖所有“合理”可行的途径。
  • 本案参考： 成员评估了申请人及其律师所做的一系列调查，包括报警、联系被撞车辆乘员、现场勘查、联系媒体和社区中心、提交 GIPA 申请等。成员认为，在事故地点的特殊性（工业区、缺乏监控、目击者稀少）下，这些调查已属合理。
  • 实务指引：
    • 报警： 确保警方有详细信息，并获取警方事故报告。
    • 目击证人： 积极寻找并联系任何可能的目击证人，即使是间接证人。
    • 现场监控： 调查事故现场及周边是否有监控录像。
    • 媒体寻人： 考虑在当地媒体（报纸、社交媒体）刊登寻人启事。
    • GIPA 申请： 向警方或其他政府机构提交 GIPA 申请，获取可能有助于识别肇事车辆或驾驶员的所有记录。
    • 律师咨询： 及时向律师咨询，由律师指导并执行专业调查。
• 肇事车辆身份无法查明： 申请人最终必须证明，尽管已进行“充分调查和搜寻”，肇事车辆的身份仍然无法确定。
  • 本案参考： 成员裁定，经过上述调查，肇事车辆的身份确实无法查明。
  • 实务指引： 详细记录所有调查尝试及其结果，尤其是不成功的结果，以证明身份识别的困难。

核心测试（损害赔偿）：

虽然本案未进入损害赔偿评估阶段，但其作为人身伤害索赔的最终目标，了解其核心测试标准至关重要。

• 全人损伤（Whole Person Impairment, WPI）阈值： 申请人能否索赔非经济损失（如疼痛和痛苦），取决于其 WPI 是否超过法定阈值（例如新南威尔士州 MAI Act 下的 10%）。
  • 本案参考： 申请人遭受了严重的身体和心理伤害，未来很可能需要进行 WPI 评估。
  • 实务指引： 及时进行全面的医学评估，获取 WPI 报告。
• 共同过失（Contributory Negligence）： 如果申请人自己的行为也对事故或其伤害造成了影响，其赔偿金额可能会被相应减少。
  • 本案参考： 未提及申请人存在共同过失。
  • 实务指引： 评估事故中自身是否存在过失，并准备相关证据。

3. 替代性方法

在本案中，申请人利用了对“充分调查和搜寻”义务的弹性解释，避免了因未能识别肇事车辆而导致索赔失败。当严格遵守成文法（如要求全面、无死角的调查）在客观上不可行时，当事人可以利用以下原则进行“绝地反击”：

1. “合理性”原则优先于“穷尽性”：
   • 策略： 当事人应主张，法律要求的“充分调查和搜寻”是“合理地”进行调查，而非“穷尽所有可能性”的调查。这意味着，在特定情况下，如果某些调查步骤被证明是徒劳的或不太可能产生成果的，则无需强制执行。
   • 本案应用： 成员采纳了申请人的论点，即在工业区、缺乏目击证人、肇事车辆高速逃逸且未留下监控录像的客观环境下，即使更早地进行某些调查（如挨家挨户寻访或在报纸刊登广告），也极可能“徒劳无功”。这避免了申请人因未能采取所有理论上可能的调查而败诉。
   • 实务指引： 详细记录每次调查尝试及其结果，特别是那些未成功或被评估为徒劳的尝试。同时，提供对事故现场环境的详细描述（如照片、地图、周边商家类型、人流量评估），以支持某些调查途径的无效性。
2. “情境相关性”原则：
   • 策略： “充分调查和搜寻”的标准必须与事故发生的具体情境、申请人的个人处境（包括伤势、能力限制）相符。
   • 本案应用： 成员充分考虑了申请人在事故后因伤势严重而无法立即调查的客观障碍，以及其后期受到身心创伤影响，依赖律师进行调查的合理性。此外，事故地点（工业区）的特殊性也被纳入考量，以证明目击证人难以获得。
   • 实务指引： 提交详细的医疗报告、心理评估报告，以证明申请人在事故后无法进行调查的客观原因。同时，提供事故现场的详细描述，突出其不利于调查的地理或社会环境特点。
3. “及时性”的相对性原则：
   • 策略： 调查的“及时性”并非绝对的时间要求，而是相对的。如果延迟是由于他方（如保险公司）的行政失误或未能履行通知义务造成，则不应完全归咎于申请人。
   • 本案应用： 成员裁定，被申请人延迟告知申请人“充分调查和搜寻”的义务，是导致调查行动延迟的关键因素。这削弱了被申请人关于申请人调查不及时性的指控。
   • 实务指引： 妥善保存所有与保险公司或其他相关方（如 CTP 协助机构）的沟通记录，特别是关于调查义务的通知时间及其内容。如果存在混淆或延误，应立即寻求澄清并记录下所有交涉过程。
4. 举证责任与证据的权重：
   • 策略： 申请人有责任证明其已进行了“充分调查和搜寻”，但无需提供“不可能”存在的证据。法庭将权衡现有证据，判断在合理努力下是否仍无法识别肇事车辆。
   • 本案应用： 成员对申请人提供的证据（如与被撞车辆乘员的交谈、警方无监控录像的确认）给予了充分权重，并接受即使这些证据未能直接识别肇事车辆，也足以证明其已尽力。
   • 实务指引： 即使调查结果为负面（例如，无人看到肇事车辆、监控已被覆盖），这些“负面证据”也应被详细记录并提交，因为它们共同证明了身份识别的难度。

通过灵活运用上述原则，当事人可以在成文法看似难以逾越的情况下，为自己的索赔争取到更多的机会，证明在既定条件下，已尽到了法律所期望的合理努力。

4. 准入门槛与例外情形

常规门槛：

本案涉及《机动车事故伤害法 2017》（MAI Act）下的法定赔偿申请，其核心准入门槛是：
* 事故发生： 必须有摩托车事故发生，且申请人因此受伤。
* 肇事车辆过失： 必须证明肇事车辆的驾驶员存在过失（Fault），且其过失是导致申请人受伤的原因。
* 无法识别车辆： 肇事车辆的身份无法识别。
* “充分调查和搜寻”： 申请人必须已尽力进行“充分调查和搜寻”（due inquiry and search），但仍未能查明肇事车辆的身份。这是本案的关键争议焦点。

例外通道（关键）：

在特定情况下，即使未能完全符合某些常规门槛，法律也可能提供例外豁免权。针对“充分调查和搜寻”这一门槛，本案裁决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例外通道：

• 客观限制下的“合理性”豁免：
  • 描述： 法律不要求申请人在客观条件（如严重伤势、事故现场缺乏监控或目击证人、肇事车辆快速逃逸、调查线索冷却）下，进行那些被证明是徒劳无功的、不切实际的或仅是“仪式性”的调查。
  • 本案应用： 申请人在事故当天因伤势严重而无法调查，且后续调查（包括律师进行的现场勘查、媒体寻人、M7 监控申请等）在事故地点的工业性质、缺乏有效线索的情况下，被裁定为已是合理且尽力，即使未能产生成果。成员（法官）认为，要求申请人进行更多调查也无济于事，故无需再进行“不必要的努力”。
  • 建议： 不要因为不符合常规时间或条件就放弃，仔细比对上述例外，这往往是立案的关键。即使有延误，也要详细解释延误的合理原因（如伤势、行政混淆），并证明在可行范围内已尽力采取行动。同时，对于未能采取的调查措施，应有充分的理由支持其徒劳性。

5. 司法与律师引用指引

引用角度：

建议在涉及以下法律点的辩论中引用本案：
* 评估“充分调查和搜寻”的“合理性”标准时。
* 当申请人因伤势、事故现场特殊性或保险公司通知延迟等客观因素，导致调查行动未能尽善尽美时。
* 论证某些调查（如大规模广告发布或在特定环境下寻找目击证人）可能属于“徒劳无功的仪式”时。

引用方式：

• 作为正向支持： 当您的案情涉及申请人因初期受伤或客观条件限制（如事故现场缺乏监控/目击者，事故地点为工业区）而导致调查行动不及时或不全面，但已在可行范围内尽力，且进一步调查徒劳时，引用本案可加强论点。本案确认了“合理性”和“非徒劳性”原则在“充分调查和搜寻”义务中的主导地位。
• 作为反向区分： 如果对方引用本案，您应强调本案的独特性，例如申请人在事故当天因重伤而无法调查的客观障碍、被申请人延迟履行通知义务等。如果您的案件中申请人没有此类客观障碍，或存在明显的未被合理解释的调查空白，则可主张本案不适用，强调每个案件的“情境相关性”。

结语

本案 Ziegeler v Nominal Defendant 的判决，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刻的法律启示：在面对未识别车辆的交通事故赔偿时，法律并非盲目追求形式上的完美，而是审慎地权衡了“合理”与“尽力”的边界。申请人因伤势、事故地点的特殊性和被申请人通知义务的延迟，共同构筑了一个复杂的局面，但最终，法院以务实的态度，确认了法律不要求进行那些被证明是徒劳无功的调查。

人人都需懂法，在法案中看世界。深度剖析这个真实判决案例，是希望每个人都能逐步建立起一种全新的法律思维：真正的自我保护，源于对法律规则的提前理解与掌握。

免责声明:
本文基于澳大利亚联邦巡回及家庭法院公开判决（Ziegeler v Nominal Defendant [2025] NSWPIC 61）的研读与分析整理，旨在促进法律研究与公众理解。相关判决内容的引用仅限于法律研究、评论及信息分享之合理使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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