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岁老人遗嘱成夫妻财产分割关键？澳洲法院如何裁决第三方遗嘱的披露义务？
引言
基于澳洲真实司法案例 Joris & Joris [2025] FedCFamC2F 317，拆解法院对证据与法律的判断过程，将复杂裁判转化为清晰、可理解的要点解析，帮助读者看清争议核心、理解裁判逻辑，作出更理性的诉讼选择，并为不同背景的读者提供可用于实务研判的判例资源。
第一章：案件概览与核心争议
基础信息：
- 审理法院： 澳大利亚联邦巡回及家庭法院（第二分庭）
- 审理法官： O’Shannessy 法官
- 案由： 家庭法财产分割程序中的传票异议
- 裁决日期： 2025年3月3日
- 核心关键词：
- 关键词 1：真实判决案例
- 关键词 2：家庭法财产分割
- 关键词 3：第三方传票
- 关键词 4：遗嘱披露
- 关键词 5：法律特权与保密义务
- 关键词 6：未来财产与财务资源
背景：
本案是一起在夫妻财产分割程序中衍生的法律争议。争议的核心并非财产本身，而是一份关键的第三方文件——一位95岁高龄且已丧失立遗嘱能力的老人（下称“B先生”）的遗嘱。B先生是这对夫妻的共同朋友。丈夫为了证明妻子未来可能获得大额遗产，从而影响当前的财产分割比例，向B先生的律师发出了传票，要求披露遗嘱内容。B先生的律师以客户隐私、法律特权以及州法律规定为由，对披露遗嘱提出异议。法庭需要在保护第三方隐私与确保财产分割程序公平公正之间做出权衡。
核心争议与诉求：
- 丈夫的核心诉求： 法院应强制B先生的律师披露遗嘱。他主张，鉴于B先生年事已高且无法更改遗嘱，妻子未来继承其财产的可能性极高，这构成了《家庭法》下必须考量的“财务资源”，直接影响财产分割的公平性。
- B先生律师（异议方）的核心诉求： 法院应驳回披露要求，维持遗嘱的保密性。其主要论点是：第一，遗嘱内容受客户法律特权保护；第二，维多利亚州的《授权书法》规定了获取遗嘱的特定程序，且目的仅限于管理委托人事务，而非用于第三方诉讼；第三，作为律师，他对客户负有严格的保密义务。
- 妻子的立场： 保持中立，既不支持也不反对披露遗嘱。
第二章：案件的缘起
丈夫与妻子于1985年结婚，共同生活近40年，育有三名均已成年的子女。双方于2023年末分居并离婚，随后启动了财产分割程序。在漫长的婚姻生活中，他们与B先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B先生现年95岁，因患有痴呆症，已丧失管理自己法律事务的能力，居住在一家养老院中。
这段友谊的特殊性体现在法律授权上。从2007年到2021年4月，妻子一直持有B先生授予的持久授权书，是其法律上的代理人。然而，在2021年4月，情况发生了变化。B先生通过其律师（本案的异议方）签署了新的法律文件，撤销了对妻子的授权，转而任命丈夫为其新的持久授权书代理人。仅仅两周后，B先生在同一位律师的协助下，订立了他的最后一份遗嘱。次年，即2022年7月，B先生再次任命丈夫为其医疗事务代理人。
随着夫妻关系的破裂，B先生的这份遗嘱成为了双方财产分割争议中的一个潜在焦点。丈夫认为，鉴于妻子与B先生过往的密切关系，以及B先生庞大的遗产（据称约160万澳元），妻子极有可能是遗嘱的主要受益人之一。由于B先生已无法更改遗嘱，这笔“未来的遗产”在丈夫看来，已不再是遥远的期望，而是近乎确定的财务资源。因此，他向法院申请传票，试图揭开这份遗嘱的神秘面纱，以期在财产分割中获得更有利的地位。这一举动，直接引发了B先生律师的法律反击，将一段家庭纠纷升级为一场关于隐私、特权与司法管辖权的复杂法律辩论。
第三章：双方的关键证据和核心争议
申请人主要证据和论点：
- 丈夫方（申请披露方）
- 证据 1： 向B先生律师发出的法院传票，这是启动本次争议的法律文件。
- 证据 2： 丈夫与妻子先后担任B先生授权代理人的事实，证明双方与B先生关系密切，存在继承遗产的合理可能性。
- 证据 3： B先生的年龄（95岁）及其已丧失立遗嘱能力的医疗诊断，以此论证遗嘱内容已无法更改，继承预期具有高度确定性。
- 论点 1： B先生的遗嘱内容，特别是其中可能涉及给予妻子的财产，构成《家庭法》第75(2)条所指的“财务资源”（financial resource）。即使这笔财产尚未到手，其高度可能性也应被纳入考量，以确保最终的财产分割方案是“公正且衡平的”。
- 论点 2： 引用White & Tulloch等先例判决，主张在特定情况下（如立遗嘱人年事已高、丧失行为能力），法院不应忽视即将到来的遗产对财产分割公平性的影响。
被申请人的主要证据和论点：
- B先生律师（异议方）
- 证据 1： 维多利亚州《2014年授权书法》（Powers of Attorney Act 2014 (Vic)）第134A、134B及134C条。
- 论点 1（法律特权与保密义务）： 遗嘱是律师与客户之间的保密通讯，受客户法律特权保护。由于B先生已丧失行为能力，该特权无法被豁免。作为律师，他对B先生负有不可动摇的保密义务。
- 论点 2（州法律的排他性）： 《授权书法》为授权代理人获取遗嘱设立了一套完整的法律程序（a code），其唯一合法目的是为了管理B先生本人的事务，而非服务于代理人（丈夫）的个人诉讼利益。丈夫试图通过家庭法院的传票绕开州法律的限制，属于滥用程序。
- 论点 3（目的不当）： 即使丈夫作为授权代理人有权获取遗嘱，其目的也必须是为了B先生的利益。将遗嘱用于自己的离婚财产诉讼，显然违背了这一基本信托责任。
核心争议点：
- 管辖权冲突： 联邦家庭法院的广泛证据披露权，是否优先于州一级法律中关于遗嘱保密和授权代理人职责的特定规定？
- “财务资源”的界定： 在立遗嘱人尚在世的情况下，一份无法更改的遗嘱中的预期继承权，是否达到了可以被认定为一方“财务资源”的确定性程度？
- 权利的平衡： 法院应如何平衡第三方（B先生）的隐私权、保密权，与离婚诉讼当事人获得公平裁决所需的信息知情权？
第四章：双方宣誓书的陈述
双方通过宣誓书（Affidavit）构建了各自的叙事。丈夫在其陈述中，着重强调了B先生的财富状况、高龄以及健康恶化的事实，旨在向法庭描绘一幅“遗产交接在即”的图景。他详细说明了B先生名下资产的大致规模，并指出其唯一的女儿与B先生关系疏远，从而暗示妻子和/或他自己是更合乎逻辑的遗产继承人。
妻子的宣誓书则采取了更为谨慎的策略。她确认了与B先生的长期友谊以及曾担任其授权代理人的事实，但对自己是否为遗嘱受益人以及遗嘱内容一概表示“不知情”。同时，她也提供了关于B先生女儿的侧面信息，称其“经济状况良好”，意在削弱丈夫关于“妻子是唯一可能继承人”的推论。
异议方律师的陈述则完全聚焦于法律层面。他确认了自己作为B先生律师的身份，以及在2021年4月为B先生准备并保管了新遗嘱的事实。其宣誓书的核心内容是重申其法律论点：基于客户法律特权和《授权书法》的规定，他不能也无权向第三方披露遗嘱内容。
通过对比这些陈述，法官得以清晰地看到各方立场背后的战略意图：丈夫试图将“可能性”渲染为“确定性”，妻子则通过“不知情”来规避争议，而异议方则坚守法律程序的高墙。
第五章：法庭命令
在本次关于传票异议的听证会之前，法院的程序性指令主要围绕着证据的初步处理和争议的聚焦：
1. 传票发出： 法院依丈夫的申请，向B先生的律师发出了传票，指令其向法院“提交”B先生的遗嘱。此处的关键是“提交给法院”，而非直接交给各方当事人。
2. 异议通知： 在收到传票后，B先生的律师按规定向法院及各方提交了《异议通知书》（Notice of Objection），正式表明其反对披露遗嘱的立场及法律依据。
3. 文件封存： B先生的律师遵守了传票的第一部分要求，将遗嘱密封后提交给法院登记处。文件处于封存状态，任何一方均无权查阅。
4. 排期听证： 法院将该传票异议列为独立的法律争议点，并安排了本次听证会，专门审理是否应允许各方查阅这份已提交的遗嘱。
这些命令确保了在争议解决前，遗嘱的机密性得到充分保护，同时也为各方提供了一个正式的法律平台来陈述各自的理由。
第六章：听证会现场：证据与逻辑的终极对决
听证会上，法律论证的交锋异常激烈。丈夫的律师反复强调，家庭法院的首要任务是根据《家庭法》第79条对双方财产做出公正且衡平的分割，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全面了解双方现有及未来的财务状况。他引用了里程碑式的White & Tulloch案，力陈法庭不能“对现实闭上眼睛”，当一位年迈且丧失行为能力的 testator（立遗嘱人）的巨额遗产即将惠及一方时，这种预期利益必须被视为影响裁决的现实因素。
异议方的律师则寸步不让。他系统地阐述了客户法律特权的至高无上，并指出维多利亚州的《授权书法》已经为如何处理此类情况提供了明确的法律路径，而丈夫的行为是对该法律的公然规避。他强调，即便丈夫是合法的授权代理人，其权力也仅限于为B先生的利益行事，而非为其个人官司服务。
在双方论证陷入僵局时，O’Shannessy法官采取了一个关键的程序性步骤。他向各方提议，由他本人先行在法庭内非公开地审阅这份封存的遗嘱。此举的目的在于，亲自评估遗嘱内容是否仅仅涉及财产分配，还是包含了可能对第三方（如B先生的女儿）造成不必要伤害的高度个人化或敏感信息。各方，包括异议方律师，均同意了这一做法。
法官审阅完毕后，重回法庭。他的分析成为本案的转折点。他首先确认，遗嘱内容确实与财产分配直接相关。接着，他发表了决定性的论述，这段司法原声精准地展示了他的裁判逻辑：
“在阅读了遗嘱之后，并且这一点也得到了异议方的确认，我确信其中不包含任何可能被视为除了遗赠相关事宜之外的个人或保密事项。诚然，遗嘱中有一些方面可能让K女士（B先生的女儿）感到涉及个人，但这些内容均与遗赠有关。在权衡了所有情况后，我确信，为了司法的利益，必须在B先生于其去世前保守遗嘱通讯的权利与本法庭及诉讼各方了解遗嘱内容的必要性之间取得平衡。因此，该遗嘱应当向各方披露。”
这段话清晰地表明，法官在亲自核实后，确认披露遗嘱的法律价值超过了其可能带来的隐私侵犯风险。他认为，为了实现《家庭法》所要求的“公正且衡平”，对相关财务信息的全面了解是不可或缺的，而B先生的遗嘱正是此类关键信息。法官的这一裁决，并非否定客户保密特权的重要性，而是在特定的司法天平上，将家庭法庭实现公平正义的职责置于了更优先的位置。
第七章：法院的最终判决
基于上述听证会的分析与裁决，O’Shannessy法官当庭颁布了以下最终命令：
- 披露遗嘱： B先生于2021年4月订立的遗嘱（下称“该遗嘱”）应向本案诉讼各方披露，但其使用范围仅限于本次诉讼程序。
- 查阅与复制： 在向法院提供标准的保密承诺书后，各方及其法律代表有权查阅并复制该遗嘱。
- 销毁文件： 在本案诉讼程序结束后不迟于29天内，任何一方持有的该遗嘱副本必须被销毁。
第八章：判决深度解析：法律与证据如何奠定胜局
特殊性分析：
本案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场典型的联邦法律（家庭法）与州级法律（授权书法）在管辖权上的碰撞。异议方试图用州法律的特定程序规定作为“盾牌”，抵挡联邦家庭法院基于其广泛自由裁量权发出的“利剑”（传票）。法官的裁决清晰地表明，在追求《家庭法》第79条所规定的“公正且衡平”的财产分割目标时，联邦法院的证据披露权力具有优先性，能够穿透通常意义上的保密义务壁垒，前提是所涉信息被证明具有高度相关性。
判决要点：
本案的核心判决要点是，法庭对“未来可能获得的遗产”是否构成应予考虑的“财务资源”进行了情境化界定。判决确认，并非所有继承期望都具有法律相关性，其关键在于“确定性的程度”。在本案中，B先生的高龄（95岁）、已确诊的痴呆症（丧失更改遗嘱的能力）以及可观的遗产规模，共同将这份继承期望从“遥远的推测”提升到了“高度可能的现实”。法官认为，在这种极端情况下，无视这份遗嘱将是对现实的刻意回避，会损害裁决的公平性。
法律依据：
法官的裁决主要依据《1975年家庭法》（Cth）第79条赋予的广泛自由裁量权，以及第75(2)条关于考量各方“收入、财产和财务资源”的规定。同时，判决深度参考并应用了两个关键的先例判决：
* White & Tulloch v White (1995) FLC 92-640： 此案确立了审视未来继承权的基本原则，即“这是一个事实和程度问题”。法庭不能一概而论，必须根据具体案情判断继承的可能性是否高到足以影响案件的公正与衡平。
* De Angelis & De Angelis (2003) FLC 93-133： 此案进一步强化了White & Tulloch的原则，明确指出，当一位年迈亲属的财产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就转移给一方时，忽略这一点对另一方而言是不公正的。
证据链：
丈夫一方构建了一条简洁而有力的逻辑链，成功说服了法官：
1. 密切关系： 丈夫与妻子都曾是B先生的授权代理人，证明双方均与B先生关系匪浅，存在继承遗产的合理动机。
2. 财产重要性： B先生的潜在遗产规模巨大（约160万澳元），足以实质性地改变任何一方的未来财务状况。
3. 不可更改性： B先生已丧失立遗嘱能力，这意味着2021年4月的遗嘱是“最终版本”，其内容具有高度确定性。
4. 时间紧迫性： B先生已95岁高龄，其遗产的实现并非遥遥无期。
这条证据链共同将一份“未来的期望”转化为一个“现实的财务资源”，使其达到了必须被法庭正视的法律相关性门槛。
司法原声：
在论证为何必须考量这份潜在遗产时，法官引用并采纳了De Angelis案中的经典论述，这段话堪称一锤定音：
“然而，我们认为重要的是要记住，法院在行使《1975年家庭法》第79条下的管辖权时，被要求给予双方公正与衡平。因此，必须反问：在本案中，如果法庭忽视了这样一个可能性——即在可能很短的时间内（考虑到她姑姑和母亲的年龄），妻子很可能成为两处总价值几乎与双方当前可供分配财产相当的财产的所有者……忽略此事对丈夫是否公正？我们认为，即便此事仅被归类为一种可能性而非必然性，忽略它对丈夫而言也是不公正的。”
这段引文直接呼应了本案的核心困境，为法官的裁决提供了强有力的先例支持。
败方原因分析：
异议方律师的败因，并非其法律论点有误，而在于其论点的适用领域受到了限制。他提出的客户法律特权、保密义务以及州级《授权书法》的规定，在一般情况下都是绝对正确的。然而，在联邦家庭法院的特定司法场域内，这些权利和规定并非绝对。法院的最终目标是实现诉讼双方之间的“公正与衡平”，这一 overarching（首要的）原则赋予了法院极大的自由裁量权来探寻真相。当一份文件的内容被证明对实现这一目标具有高度相关性和必要性时，它就可以压倒常规的保密原则。异议方未能成功论证遗嘱的保密性在本案中比实现司法公正更为重要，因此其异议最终被驳回。
启示
- “未来的钱”也可能影响现在： 不要以为尚未到手的遗产或预期收入与离婚财产分割无关。当这种预期的确定性足够高时，它就会成为法庭考量的“财务资源”。
- 法律关系网的延伸： 家庭纠纷往往不止于夫妻二人，它可能会将朋友、家人甚至商业伙伴卷入其中。处理个人关系时，务必考虑到其潜在的法律影响。
- 保密并非绝对的“护身符”： 无论是遗嘱还是商业合同，其保密性在强大的司法调查权面前都可能被穿透。关键在于法庭如何权衡其“相关性”与“保密必要性”。
- 联邦法律与州法律的博弈： 在澳洲，联邦法律在特定领域（如家庭法）具有优先性。不要想当然地认为州一级的法律规定可以完全阻挡联邦法院的司法程序。
- 程序正义的力量： 本案中法官亲自审阅文件的做法，是程序正义的体现。它在揭示真相的同时，也最大限度地过滤了可能对第三方造成不必要伤害的敏感信息，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问答环节
- 问：丈夫本身就是B先生的授权代理人，为什么他不能直接用这个身份去向律师索要遗嘱，而要通过法院传票这么复杂的方式？
答：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法律点。正如异议方律师所主张的，授权代理人的所有行为都必须是为了委托人（B先生）的最佳利益。丈夫索要遗嘱的目的是为了用在自己的离婚官司中，这显然是为其个人利益服务，而非为了管理B先生的事务。如果他滥用授权代理人的身份获取遗嘱，不仅可能违反《授权书法》，还会违反对B先生的信托责任，面临法律风险。因此，通过法院传票这一公开、合法的司法程序，是他获取这份文件的唯一正当途径。 -
问：既然遗嘱被披露了，这是否意味着妻子未来可能继承的财产现在就要被分割？
答： 不会。法庭命令披露遗嘱，仅仅是将其作为一项“证据”纳入考量。这笔财产毕竟尚未实现。法官会在最终判决时，将其作为影响未来需求的“财务资源”（s 75(2)因素）来考虑。例如，如果遗嘱显示妻子将继承大笔财产，法官可能会认为她的未来经济保障更强，从而在现有财产的分割比例上对丈夫做出更有利的调整。这笔未来的遗产本身不会被直接划分，但它会像一个砝码，影响现有财产分割天平的倾斜方向。 -
问：法官的裁决是否意味着任何人的遗嘱都可能在家庭纠纷中被轻易披露？
答： 并非如此。本案的裁决具有高度的特定性。法官之所以批准披露，是基于一系列罕见因素的叠加：立遗嘱人已95岁高龄、完全丧失行为能力（无法更改遗嘱）、潜在遗产数额巨大，且与诉讼一方关系极其密切。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立遗嘱人依然健康、有行为能力，或者继承仅是一种遥远的可能，法庭会更倾向于保护遗嘱的保密性，将其视为“过于投机”而拒绝披露。本案为极端情况下的处理方式提供了指引，但并未改变一般原则。
【附录：同类案件裁判参考与实务指引】
1. 本案实务定位
- 案件细分类型： 家庭法 – 财产分割 – 证据披露 – 第三方传票异议
- 判决性质界定： 中间程序判决
2. 核心法定要素自查
① 同居关系 & 婚姻财产 & 子女抚养（家庭法）
本案属于婚姻财产纠纷，以下为家庭法案件中的核心法律测试标准，旨在为当事人提供一个全面的自查框架。
核心测试（《事实伴侣关系法》第 4AA 条）：
虽然本案涉及婚姻关系，但事实伴侣关系的认定标准对于理解家庭法中的“关系”认定至关重要。法院通常会综合考量以下因素，不存在单一决定性因素：
* 居住时长： 关系持续了多长时间？通常以2年为门槛。
* 共同居住性质： 双方是否共同生活在同一屋檐下？
* 性关系： 是否存在性关系？
* 财务依赖与安排： 双方财务是否交织？是否存在一方在经济上依赖另一方的情况？例如，是否有联名账户、共同贷款、互相支付账单等。
* 财产所有权、使用与购买： 双方是否拥有或共同使用财产？财产是以谁的名义购买的？
* 对子女的照顾与支持： 是否有共同的子女？双方如何分担抚养责任？
* 关系的公开程度： 在家人、朋友和公众面前，双方关系是否被呈现为伴侣关系？
* 相互承诺的程度： 双方是否有共同的未来计划，体现出对彼此的长期承诺？
财产分割四步法：
这是法院在审理婚姻或事实伴侣财产分割案件时必须遵循的路径：
* 第一步：净资产池认定： 识别并评估双方在审理之日拥有的所有资产、负债和养老金。这包括以一方名义、双方名义或由第三方代持的财产。资产池的价值是计算分割的基础。
* 第二步：贡献评估： 评估双方在婚姻或关系存续期间及分居后所做的贡献。贡献分为：
* 财务贡献： 如工资收入、经商所得、遗产、赠与等。
* 非财务贡献： 如对房产的装修、维护等未直接产生收入但提升了资产价值的行为。
* 作为主妇/夫和父母的贡献： 如照顾家庭、抚养子女等。法律明确规定，这类贡献与财务贡献具有同等价值。
* 法院会基于贡献将资产池划分一个初步的百分比。
* 第三步：未来需求评估（第75(2)条因素）： 评估双方未来的经济需求和资源。这是本案争议的核心所在。考量因素包括：
* 年龄与健康状况。
* 收入、财产和财务资源（包括未来的预期收入或继承）。
* 照顾未成年子女的责任。
* 维持自身及受抚养人生活的必要开支。
* 未来赚取收入的能力。
* 关系对一方收入能力的影响。
* 其他任何法院认为相关的事实和情况。
* 基于这些因素，法院可能会对第二步得出的百分比进行调整。
* 第四步：公平性检验： 综合考虑前三步的结果，最终裁定一个分割方案是否“公正且衡平”（just and equitable）。
子女抚养（《家庭法》第 60CC 条）：
虽然本案不涉及子女，但这是家庭法的另一核心。法院在决定子女抚养安排时，唯一考虑的是“儿童的最大利益”。这分为两个层级：
* 首要考虑因素：
* 确保儿童能与父母双方都保持有意义的关系。
* 保护儿童免受身体或心理上的伤害（包括遭受或目睹家庭暴力）。
* 额外考虑因素： 包括儿童的意见、与父母及他人的关系、父母履行责任的态度和能力、实际困难等共13项具体因素。
3. 替代性方法
在本案的特定情境下，即通过法院传票获取第三方遗嘱，可供选择的替代性方法非常有限，且成功率更低。
* 依赖《授权书法》申请： 丈夫可以尝试依据维多利亚州《授权书法》向B先生的律师申请查阅遗嘱。然而，这种方法的法律障碍极大。如异议方所言，该法案要求申请的目的必须是为了B先生的利益（例如，确认遗嘱是否有效、是否需要更新等财务规划目的）。丈夫的真实目的是为了自己的离婚诉讼，这与法案的立法精神相悖，申请极有可能被律师直接拒绝。
* 在州最高法院申请初步发现： 在某些情况下，当事人可以在正式诉讼前向州最高法院申请“初步发现”（preliminary discovery）令，以确定潜在的诉讼对象或获取关键文件。但这种方法程序复杂、成本高昂，且家庭法院对此类财产相关事宜拥有专属和更广泛的管辖权，州法院很可能会因管辖权问题而拒绝受理。
* 主张不利推断： 如果无法获得遗嘱，丈夫可以在最终庭审中请求法官，因妻子一方（或与其关系密切的第三方）未能主动披露可能相关的遗嘱内容，而对妻子做出“不利推断”（adverse inference），即推断遗嘱内容对妻子有利。但这是一种非常被动的策略，其说服力远不如直接将遗嘱作为证据呈堂。
结论： 在家庭法诉讼的框架内，直接通过传票程序解决证据披露问题，是最高效、最直接且法律确定性最高的方法。
4. 准入门槛与例外情形
本案的核心门槛并非程序启动门槛，而是证据的“相关性”门槛。
常规门槛：
- 证据的相关性标准： 在通常情况下，法庭不会轻易允许对第三方进行侵入性的证据调查。一份在立遗嘱人健康且有行为能力时订立的遗嘱，其未来的继承权通常被视为“过于投机和遥远”，不具有足够的法律相关性。
例外通道（关键）：
本案完美地诠释了触发“例外通道”的条件，使得一份通常被视为保密的未来文件变得具有高度相关性：
* 立遗嘱人丧失行为能力： 这是最重要的因素。一旦立遗嘱人丧失了更改遗嘱的能力，遗嘱内容就从“动态可能”变成了“静态确定”。
* 立遗嘱人年事已高/健康状况不佳： 这使得继承的实现从“遥远的未来”变为“可预见的近期”。
* 潜在遗产的实质性： 遗产的规模必须足够大，足以对一方的未来财务状况产生实质性影响。
* 与诉讼当事人的密切关系： 证据需显示诉讼一方与立遗嘱人之间存在可能产生遗赠的紧密联系。
建议： 不要仅仅因为一份文件涉及未来利益就放弃调查。应仔细评估是否满足上述例外情形的组合条件。如果满足，即使面临隐私或保密异议，通过法院程序获取该文件的成功率也会大大提高。
5. 司法与律师引用指引
引用角度：
本案是论证在家庭法财产分割中，一方当事人未来可能获得的“高度确定的”遗产构成应予考量的“财务资源”的权威判例。尤其适用于需要向第三方（如遗嘱保管人、信托受托人）发出传票以获取相关财务文件的情况。
引用方式：
- 作为正向支持： 当您的案件中，一方配偶的父母或关系密切的第三方年事已高且丧失行为能力时，您可以引用本案，主张其遗嘱或信托文件对于全面评估该配偶的s 75(2)未来需求至关重要，因此法院应当批准传票并驳回相关的隐私或保密异议。
- 作为反向区分： 如果对方当事人引用本案来索要您客户亲属的遗嘱，您应着重强调本案事实的极端性。例如，您可以争辩：“与Joris案不同，本案中的立遗嘱人（例如，客户的父亲）虽然年迈，但依然身体健康、神智清晰，完全有能力随时更改其遗嘱。因此，任何所谓的‘继承期望’都纯属投机，不具有Joris案中所认定的那种确定性，不应被纳入考量。”
结语：
本案的裁决，不仅是对一份遗嘱的简单披露，更是对家庭法核心原则的一次深刻重申。它告诉我们，在追求“公正且衡平”这一终极目标时，法律的触角可以延伸至看似遥远的未来和私密的角落。真正的自我保护，源于对法律规则的提前理解与掌握。
人人都需懂法，在法案中看世界。深度剖析这个真实判决案例，是希望每个人都能逐步建立起一种全新的法律思维：真正的自我保护，源于对法律规则的提前理解与掌握。
免责声明:
本文基于澳大利亚联邦巡回及家庭法院公开判决（Joris & Joris [2025] FedCFamC2F 317）的研读与分析整理，旨在促进法律研究与公众理解。相关判决内容的引用仅限于法律研究、评论及信息分享之合理使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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