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工因职场霸凌导致精神损伤，医疗评估对非经济损失的永久性损伤百分比计算及功能障碍分类是否存在错误？

精神损伤永久性残疾评估：医疗评估师对社交、出行能力分级是否错误，及其计算方法是否存在可证实的差错？

基于澳洲真实司法案例 Lord v State of New South Wales (Northern Sydney Local Health District) [2025] NSWPICMP 30，拆解法院对证据与法律的判断过程，将复杂裁判转化为清晰、可理解的要点解析，帮助读者看清争议核心、理解裁判逻辑，作出更理性的诉讼选择，并为不同背景的读者提供可用于实务研判的判例资源。

第一章：案件概览与核心争议

基础信息：

审理法院：新南威尔士州个人伤害委员会上诉庭 (NSW Personal Injury Commission Appeal Panel)
审理法官：John Wynyard（上诉庭成员）
原医疗评估师：Ankur Gupta医生
上诉庭医疗评估师：Michael Hong医生, Nicholas Glozier医生
案由：精神/心理障碍导致的永久性全身损伤（WPI）评估上诉
裁决日期：2025年1月13日

核心关键词：

关键词 1：精神损伤永久性残疾评估 (PIRS)
关键词 2：医疗评估证书 (MAC) 上诉
关键词 3：可证实的差错
关键词 4：不正确标准
关键词 5：社交与娱乐活动功能障碍
关键词 6：出行功能障碍

背景：

申请人 Kirsten Jane Lord 女士曾受雇于被申请人，担任戒毒及酒精辅导员。自2019年起，她遭到代理团队经理的霸凌和骚扰。2021年10月21日，申请人因与客户在公园会面被经理不实指控与客户约会，随后被停职并调任行政职务。尽管被调离，她仍需每日向该经理汇报。2022年5月，申请人因此停止工作。经过长达一年的调查，最终于2022年10月认定所有指控均毫无根据。随后，申请人就其因工作导致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寻求永久性全身损伤（WPI）评估。2024年9月2日，原医疗评估师Ankur Gupta医生发布MAC，认定其WPI为7%。

核心争议与诉求：

申请人认为原医疗评估师的评估存在多处错误，包括计算上的数学差错，以及在评估“社交与娱乐活动”、“出行”、“专注力、坚持与节奏”和“就业能力”这四个PIRS类别时采用了不正确标准或存在可证实差错。申请人请求撤销原MAC，并重新评估其WPI，期望能获得更高的残疾百分比认定。

第二章：案件的缘起

申请人，Kirsten Jane Lord女士，原是新南威尔士州卫生局的一名戒毒及酒精辅导员。这份工作本应帮助他人，却成为了她个人痛苦的源头。自2019年起，她的代理团队经理对她实施了持续的霸凌和骚扰。矛盾在2021年10月21日激化，当时，仅仅因为申请人与一位客户在公园进行了一次会面，经理便恶意指控她与客户有不正当关系。这一毫无根据的指控导致申请人立即被停职，并被调往行政岗位。更糟糕的是，即便被调离了原岗位，她依然被迫每日向那位对她进行霸凌的经理汇报工作。
这种持续的职场压力最终压垮了申请人。2022年5月，她被迫停止了所有工作。随后，针对经理不实指控的内部调查持续了整整一年，直到2022年10月才得出结论：所有针对申请人的指控均无事实依据。然而，这份迟来的公正未能弥补申请人已遭受的精神创伤。在此期间，她被诊断出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生活质量严重下降。为了争取应有的赔偿，她提出了永久性全身损伤（WPI）评估申请，希望对这份由职场霸凌引发的心理创伤，通过法律途径寻求认定和补偿。

第三章：双方的关键证据和核心争议

申请人主要证据和论点：

医疗评估证书 (MAC) 的数学差错： 申请人指出，原医疗评估师Ankur Gupta医生在计算最终WPI百分比时存在数学错误。根据原评估师的内部评分，实际WPI应为13%，而非最终MAC上认证的7%。
社交与娱乐活动（Social and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医疗评估师评定为“1级”（无缺陷或轻微缺陷）。申请人提交证据（包括其2022年9月1日的声明）表明，其社交活动显著受限，主要表现为：长时间看电视、不参与娱乐活动、社交仅限于少数密友。此外，其治疗精神科医生Ms Anita George的诊断指出，申请人患有部分缓解的社交焦虑和广场恐惧症。这些情况与“1级”评估不符，应至少为“3级”（中度障碍）。
出行（Travel）： 医疗评估师评定为“1级”（无缺陷或轻微缺陷）。申请人承认可独立出行，但仅限于熟悉区域。她因感到焦虑而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她还曾因避免靠近其受过精神伤害的工作场所（包括Royal North Shore Hospital，其曾被诊断出乳腺癌的复查医院）而推迟了乳腺癌筛查，尽管乳腺癌是可能危及生命的疾病。她认为这些情况应评定为“2级”（轻度障碍）。原评估师在评估中过分强调她曾乘坐飞机和Uber前往Noosa探望父亲，但未考虑其熟悉该区域且出行方式受限的背景，这属于运用不正确标准。
专注力、坚持与节奏（Concentration, Persistence and Pace）： 医疗评估师评定为“2级”（轻度障碍）。申请人指出，她存在普遍的注意力不集中、做饭时出错、忘记心理治疗预约等问题，且需要反复观看电视节目才能理解剧情。这些症状更符合“3级”（中度障碍）的描述。她还质疑评估师依赖她“保持心理学家注册要求”的推断，认为评估师未充分了解该任务的难度。
就业能力（Employability）： 医疗评估师评定为“4级”（严重障碍）。申请人自2022年5月起未曾工作，并表示完全丧失了工作信心。她认为评估师未能识别“真正的”适合她的工作岗位，且“居家角色”的描述过于模糊。鉴于她的情况，应评定为“5级”（完全丧失就业能力）。

被申请人的主要证据和论点：

数学差错： 被申请人承认医疗评估师在计算中可能存在差错，但未提供详细的评论或修正方案。
社交与娱乐活动： 被申请人指出，原医疗评估师是根据申请人评估当日的陈述进行评级的。申请人虽然表示失去了一些朋友，但仍能与部分朋友进行社交（每两周一次咖啡或聚餐），并能独立购物、在家看电视。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的活动情况与“1级”或“2级”的描述相符，评估师的临床判断应受尊重。被申请人还认为，申请人引用的Dr Saboor报告（2023年12月13日）已过时，且申请人对社交活动的说法是“文字游戏”，旨在质疑临床判断。
出行： 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能独立乘坐飞机和Uber前往Noosa探望父亲，这证明其出行能力高于“1级”描述。申请人无法前往医院进行乳腺癌筛查是因其对医院的“触发反应”（与工作场所相关），而非出行本身的功能障碍。被申请人认为Noosa不能算作“熟悉区域”。
专注力、坚持与节奏： 被申请人强调医疗评估师的评估是基于申请人评估当日的表现（评估全程专注），以及她能够独立管理财务、保持心理学家注册等事实。这些都支持“2级”评级。被申请人驳回了申请人对AMA 5第14章的引用，指出《新南威尔士州工人赔偿指南》明确排除了该章节。
就业能力： 被申请人认为医疗评估师已充分考虑申请人的就业背景及其精神障碍对其工作能力的影响。申请人虽长期未工作，但评估师认为她仍可在“居家角色”下每周工作数小时，这与“4级”描述相符。被申请人强调，评估师无义务明确指出具体工作类型，且不能将周薪赔偿的资格标准与就业能力评估混淆。被申请人还提交了Associate Professor Davies的补充报告（2024年9月30日），但未提及该报告的接纳理由。

核心争议点：

原医疗评估师对PIRS中“社交与娱乐活动”和“出行”类别的1级评定是否合理，或是否存在不正确标准/可证实差错？
原医疗评估师对PIRS中“专注力、坚持与节奏”和“就业能力”类别的评定是否存在不正确标准/可证实差错？
原医疗评估师在计算最终WPI百分比时是否存在数学差错？

第四章：双方宣誓书的陈述

在本案中，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均通过提交宣誓书，将各自的事实陈述与支持证据呈现在法庭面前。这些宣誓书不仅是证据的载体，更是双方构建法律论证框架的核心工具。
申请人的宣誓书详尽描述了其在职场遭受的霸凌细节，包括代理团队经理如何通过不实指控使其被停职、调岗，以及调岗后仍被迫每日向施压者汇报的经历。宣誓书还包含了她自2022年5月停止工作以来的身心状况变化，特别是其情绪低落、持续焦虑、每日多次惊恐发作、睡眠障碍（需服药改善，但仍因噩梦早醒）、注意力不集中（看电视需重看、做饭出错）、社交退缩（放弃健身等娱乐活动，社交限于密友）等症状。她强调这些症状对她管理家庭事务、个人卫生（曾报告不常淋浴刷牙，虽与医生记录有异，但她认为反映了其真实状态）、乃至职业注册维持都造成了严重影响，且因对工作场所的恐惧，导致她无法前往医院进行重要的乳腺癌复查。这些陈述旨在全面展现其精神障碍对其日常生活功能造成的广泛且严重的限制，并以此支持对更高WPI的诉求。
相比之下，被申请人的宣誓书则更侧重于对申请人功能能力的“现有”或“表象”的描述，并试图减轻其精神障碍的影响。例如，被申请人通过其医疗专家Associate Professor Gordon Davies的报告，指出申请人在评估当日的陈述中，虽然提到情绪低落和焦虑，但也承认有时能通过散步或与朋友喝咖啡改善心情，且能够独立购物、管理财务、并维持心理学家注册。这些论点旨在表明申请人仍具备一定程度的功能，质疑其障碍的严重性，并以此支持原医疗评估师的较低评级。此外，被申请人还试图通过时间线（例如Dr Saboor的报告日期早于MAC发布日期）来削弱申请人专家证据的当前适用性。

通过对比双方的宣誓书，法官得以审视同一事实在不同叙述框架下的呈现方式。例如，申请人提及的“长时间看电视”被其视为精神障碍导致缺乏动力和社交退缩的证据，而被申请人则可能将其解读为一种自我放松或仍具备进行简单娱乐活动的能力。这种对事实的差异化解读，以及双方在宣誓书中强调的细节与省略的信息，构成了本案法庭上证据与逻辑对决的基础。法官的程序指令，例如要求各方提交详细的专家报告并进行交叉盘问，其战略意图便是通过严谨的法律程序，穿透这些陈述表象，揭示案件的真实图景。

第五章：法庭命令

在本案中，上诉庭在听证会前对程序性事项进行了安排。虽然未详细列出具体的日期，但这些命令确保了各方能够充分准备并提交其论点。主要的指令可能包括：
* 双方需按时提交书面陈述，详细阐述各自的上诉理由和反驳意见。
* 对于新证据的采纳，将依据《1998年工人赔偿法》第328(3)条的严格规定进行审查，即证据必须是在原医疗评估之前无法获得且无法合理获得的。
* 上诉庭将对原医疗评估进行审查，但审查范围仅限于上诉方提出的具体上诉理由。
* 由于已有足够证据无需重新评估，法庭决定不要求申请人进行再次医疗检查，而是直接根据现有材料进行裁决。
这些法庭命令旨在确保上诉程序的效率和公平性，聚焦争议核心，避免不必要的程序延迟。

第六章：听证会现场：证据与逻辑的终极对决

听证会现场，是双方专家报告、事实陈述与法律论点的集中交锋。尽管本案未进行庭审交叉盘问的详细描述，但上诉庭的审理过程依然体现了对证据链的严格审查和对法律适用逻辑的深入剖析。

核心证据交锋：

上诉庭详细审阅了原医疗评估师（MA）的MAC、申请人的医学报告（Dr Assad Saboor），以及被申请人的医学报告（Associate Professor Gordon Davies）。MA在MAC中对申请人症状的描述，如“情绪总是低落”、“持续焦虑，比情绪低落更糟”、“每天惊恐发作几次”、“因噩梦夜醒”、“避免靠近工作场所（Macquarie医院和Royal North Shore医院）”以及“曾因乳腺癌复查而避免去医院”等，构成了申请人功能障碍的直接证据。被申请人则试图通过Associate Professor Davies的报告，质疑申请人陈述的“过时性”和“文字游戏”，强调申请人仍能进行一定社交活动（与朋友喝咖啡、聚餐），能独立购物，并维持心理学家注册。

法官裁决逻辑：

上诉庭在审查MA的评估时，着重强调了MA的临床观察和判断在PIRS分类中的重要性。然而，这种判断并非绝对，必须在有充分证据支持且符合法律原则的前提下才能成立。上诉庭发现MA在“社交与娱乐活动”和“出行”这两个类别上的评级，未能充分考虑申请人所陈述的特定情境和严重程度，导致其结论与证据链出现脱节。

上诉庭在审理过程中，采纳了《新南威尔士州警察部队诉Daniel Wark [2012] NSWWCCMA 36》案中的原则，即“临床观察的首要地位不可低估。判断咨询中提出的事项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负责与申请人面对面进行询问的临床医生”。然而，上诉庭也强调，即便临床判断具有优先性，其仍需经受“是否具有明显不可能性”、“是否遗漏重要事实”、“是否存在明显误解”或“推理过程是否站不住脚”等测试的检验。

MA在MAC中将申请人的“社交与娱乐活动”和“出行”均评为1级（无缺陷或轻微缺陷）。上诉庭在审查时，认为这些评级与MA自己记录的申请人症状描述之间存在显著矛盾。例如，申请人长时间看电视、每周只与朋友进行有限的社交、并停止了以前喜爱的娱乐活动（如普拉提、跑步、瑜伽、舞蹈健身和绘画），这些事实都指向了更严重的社交和娱乐功能障碍。

在“出行”方面，MA虽然记录了申请人驾驶时会“不知所措”，且“避免靠近工作场所（Royal North Shore医院）”以至于推迟了重要的乳腺癌筛查，但仍评为1级。上诉庭认为，考虑到申请人曾经历过乳腺癌治疗史，无法进行可能危及生命的复查，并非“一般人群中的正常变异”。虽然申请人能够乘坐飞机和Uber前往Noosa探望父亲，但这是前往熟悉区域并避免公共交通的结果，这进一步凸显了她在出行选择上的限制。

司法原声引用：
针对“社交与娱乐活动”的评估，上诉庭指出：

“如报告正文所述，存在轻微缺陷，归因于一般人群的正常变异。她社交减少，但与朋友见面喝咖啡、用餐，并点外卖。她也能自行购物。她喜欢看SBS和Netflix上的犯罪剧集。”
“报告正文，恕我直言，并未反映医疗评估师的推理。医疗评估师认定申请人情绪‘总是低落’，但偶尔会因散步或与朋友见面而改善。尽管如此，他指出申请人‘一直’感到焦虑。他进一步指出申请人‘每天几次’惊恐发作，并需要服药才能入睡。她的活动仅限于‘整天’看电视，这表明她的社交和娱乐活动存在缺陷。”

上诉庭认为，MA未能解释为何申请人的有限社交和娱乐活动，以及持续的焦虑和惊恐发作，可以被视为“无缺陷或轻微缺陷”。这表明MA的判断“未充分考虑相关事实”。

针对“出行”的评估，上诉庭指出：

“如报告正文所述，存在轻微缺陷，归因于一般人群的正常变异。她驾驶汽车时会感到不知所措。然而，她可以前往新地方并通常进行长途旅行。她通过乘坐飞机和Uber成功完成了前往Noosa的旅行。”
“医疗评估师未能充分认识到申请人驾驶汽车时不知所措的重要性。评估师特别指出她避免靠近Royal North Shore医院进行乳腺癌筛查，而Royal North Shore医院正是她遭受精神伤害的工作场所。将无法为可能危及生命的疾病进行检查的情况归类为正常变异，这是难以理解的，因为她因接近工作场所而‘被触发’。”

上诉庭认为，MA在评估出行能力时，没有充分考虑申请人因精神障碍而无法进行重要的医疗检查，以及她虽然能长途旅行，但必须依靠特定方式（Uber而非公共交通）且前往熟悉区域的限制。这些情境显示其出行功能存在轻度而非微小的障碍。

结论： 上诉庭最终认定，原医疗评估师在“社交与娱乐活动”和“出行”这两个PIRS类别上的评级存在可证实的差错，并根据现有证据，将这两项的评级从1级上调至2级。同时，原MAC中的数学差错也被修正。上诉庭确认对“专注力、坚持与节奏”和“就业能力”的评级无误。最终，原MAC被撤销，并颁发了新的MAC，将申请人的WPI从7%（或原评估师的内部评分对应的13%）修正为17%。

第七章：法院的最终判决

上诉庭经审理后认定，原医疗评估师Ankur Gupta医生于2024年9月2日发布的医疗评估证书（MAC）存在多处错误，包括计算上的数学差错，以及在评估“社交与娱乐活动”及“出行”类别时未能充分考虑相关事实背景，导致评级不准确。
因此，上诉庭撤销了原MAC。
上诉庭发布了一份新的医疗评估证书，认定申请人Kirsten Jane Lord女士因精神/心理障碍导致的永久性全身损伤（WPI）为17%。

第八章：判决深度解析：法律与证据如何奠定胜局

###### **制胜关键：**
申请人的胜诉关键在于其成功地证明了原医疗评估师在评估其精神损伤永久性残疾时，不仅存在显而易见的数学计算错误，更在对“社交与娱乐活动”和“出行”两项功能障碍的评估中，未能充分考量其精神障碍对日常生活造成的具体且深远的影响，导致评级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通过详尽的病史陈述和有力的法律论证，上诉庭最终采纳了对功能障碍的更全面、情境化的理解，修正了原评估师的偏差。

###### **判决要点：**
本案裁决的突出之处在于，上诉庭明确了即使是专家医疗评估师的“临床判断”也并非不可挑战。当评估结论与被评估人提供的具体病史、症状描述和功能限制之间存在显着矛盾，且评估师未能提供合理解释时，这便构成了“可证实的差错”，足以导致MAC被撤销。特别是在精神损伤评估中，强调了评估师需将个体的具体情境（如乳腺癌病史与对医院的恐惧）纳入考量，而不能仅凭表面现象或刻板印象进行简单分类。

###### **特殊性分析：**
本案具有重要的先例意义，尤其是在PIRS（精神损伤评级量表）评估的审查中。它重申了PIRS量表中的描述是“示例性”而非“排他性”标准的原则，赋予了评估师一定的临床判断自由。然而，这种自由并非无边界，当评估结论“明显不合理”或“推理过程站不住脚”时，上诉庭有权进行干预并修正。本案还突显了在精神损伤赔偿案件中，对个人背景（如工作场所恐惧症、病史）进行情境化理解的重要性，以及避免将表面上的“功能”简单等同于“无障碍”的误区。

###### **法律依据：**
法官处理证据矛盾时主要参考了《1998年工人赔偿管理与工人赔偿法》（Workplace Injury Management and Workers Compensation Act 1998，简称1998 Act）第327(3)条（关于上诉理由，即基于不正确标准或可证实差错）和第328条（关于上诉审查程序）。同时，上诉庭还依据《SIRA新南威尔士州工人赔偿永久性损伤评估指南》（SIRA NSW Workers Compensation Guidelines for the Evaluation of Permanent Impairment, 4th ed., 1 March 2021，简称指南）第11章（PIRS评估）和第1章（总则，包括评估当日状态和医疗史的考量）的具体规定，对医疗评估师的评级标准和判断逻辑进行了深入审查。

###### **判决依据拆解：**
1. ###### **胜局点1：数学计算错误导致WPI低估**
* ###### 法律条文/原则： 《1998年工人赔偿管理与工人赔偿法》第327(3)条，上诉理由之一为MAC包含“可证实的差错”。指南第11.15-11.21条及表11.7规定了PIRS评分汇总为WPI的计算方法。
* ###### 证据链条： 申请人提交了原医疗评估师MAC中列出的各项PIRS分类评分。通过重新计算这些评分，发现原评估师将中间分数的WPI错误地计算为7%。
* ###### 司法原声： “申请人指出，医疗评估师在确定中位类别分数时存在错误，他错误地将2级认定为中位数，而实际上他应该评估为3级。这将导致13%的WPI结果，而非7%。” (原文 para 42)
* ###### 反方败因： 被申请人承认了这一数学差错，未能有效反驳。原医疗评估师未能准确执行指南规定的计算方法。

###### **胜局点2：社交与娱乐活动评级不合理**
- ###### 法律条文/原则： 指南第11.2章表11.2描述了“社交与娱乐活动”的各项分类。上诉庭援引《Ferguson v State of New South Wales》案，强调评估师的判断必须与证据相符，不能“明显不合理”。
- ###### 证据链条： 申请人自述情绪“总是低落”、“整天”看电视，日常活动显著减少，从积极参与普拉提、跑步、瑜伽等变为每两周与朋友喝咖啡或聚餐。治疗精神科医生诊断其有社交焦虑和广场恐惧症。
- ###### 司法原声： “医疗评估师认定申请人情绪‘总是低落’，但偶尔会因散步或与朋友见面而改善。尽管如此，他指出申请人‘一直’感到焦虑。他进一步指出申请人‘每天几次’惊恐发作，并需要服药才能入睡。她的活动仅限于‘整天’看电视……这表明她的社交和娱乐活动存在缺陷。MA未能解释为何申请人的有限社交和娱乐活动……可以被视为‘无缺陷或轻微缺陷’。这构成可证实的差错。” (原文 para 72, 78)
- ###### 反方败因： 被申请人未能成功辩驳MA的1级评级为何与MA自己记录的严重症状（持续焦虑、惊恐发作、社交活动大幅减少、整天看电视）相符。其“文字游戏”的说法被上诉庭驳回，认为未能穿透表面现象。
###### **胜局点3：出行能力评级未能考虑关键情境**
- ###### 法律条文/原则： 指南第11.3章表11.3描述了“出行”的分类。强调评估师需将功能障碍置于具体情境中考量，不能仅凭表面现象。
- ###### 证据链条： 申请人驾驶时会“不知所措”，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并因对工作场所的恐惧（Royal North Shore医院）而推迟重要的乳腺癌筛查。虽然她曾乘坐飞机和Uber去Noosa探望父亲，但那是前往熟悉区域且避免了焦虑的公共交通方式。
- ###### 司法原声： “评估师特别指出她避免靠近Royal North Shore医院进行乳腺癌筛查，而Royal North Shore医院正是她遭受精神伤害的工作场所。将无法为可能危及生命的疾病进行检查的情况归类为正常变异，这是难以理解的，因为她因接近工作场所而‘被触发’。……MA未能充分认识到申请人驾驶汽车时不知所措的重要性。” (原文 para 83)
- ###### 反方败因： 被申请人未能充分解释为何申请人因精神障碍而规避重要医疗检查的极端行为可被视为“无缺陷或轻微缺陷”。其对Noosa之行和Uber出行的辩护，未能反驳申请人出行方式受限且仅限于熟悉区域的事实。

###### **制胜关键：**
申请人的最终胜利，在于其律师精准识别并成功挑战了医疗评估师的两类错误：一是客观的数学计算错误，直接影响WPI的数值；二是对指南中“社交与娱乐活动”和“出行”功能障碍评级的主观临床判断偏差。通过提供详尽的病史细节，并将其置于申请人独特的个人背景（特别是乳腺癌病史与工作场所恐惧症的关联）下进行情境化解读，申请人成功说服上诉庭，证明了医疗评估师的评估结论与事实证据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从而构成了《1998年工人赔偿法》下的“可证实的差错”。

###### **判决要点：**
本案判决明确，PIRS量表中的分类描述（如“1级无缺陷”、“2级轻度障碍”）是指导性示例而非严格标准。这意味着评估师在应用这些描述时，必须结合个案的具体背景、症状严重程度及功能受限的实际情境，进行审慎的临床判断。当评估师的判断与自身记录的病史存在明显冲突，且未能提供合理逻辑解释时，其专业判断将被视为“可证实的差错”，从而导致医疗评估证书被撤销。

###### **特殊性分析：**
本案的特殊性在于，它在一个精神损伤赔偿案件中，强调了对残疾影响进行“情境化”评估的重要性。申请人因对工作场所的创伤记忆而无法前往医院进行乳腺癌复查，这一特殊情境凸显了精神障碍对功能能力的深层影响，远超一般“出行”困难的范畴。上诉庭没有简单地依据“她能坐飞机去Noosa”这一事实来认定其出行能力正常，而是深入分析了她出行的“方式”、“目的地选择”和“心理代价”，这为未来评估精神损伤案件提供了更精细的指引。

###### **法律依据：**
本案主要依据《1998年工人赔偿管理与工人赔偿法》第327(3)条（关于上诉理由）和第328条（关于上诉审查程序）。此外，评估标准严格遵循《SIRA新南威尔士州工人赔偿永久性损伤评估指南》（第四版，2021年3月1日）的第11章（精神和心理障碍的评估，即PIRS量表）及第1章（总则，包括评估时效性和证据采纳原则）。上诉庭还引用了《Ferguson v State of New South Wales [2017] NSWSC 887》和《Jenkins v Ambulance Service of New South Wales [2015] NSWSC 633》等案例，以确立评估师专业判断受审查的界限。

###### **同案同判参考：**
1. 《Ferguson v State of New South Wales [2017] NSWSC 887》： 该案强调，上诉法庭在审查医疗评估师的判断时，不能仅仅因为意见不同就推翻原评估。只有当分类“明显不合理”、“评估师不了解重要事实”、“存在明显误解”或“推理过程站不住脚”时，才可干预。本案上诉庭援引此原则，并成功证明了MA的评估满足了这些干预条件。
2. 《Jenkins v Ambulance Service of New South Wales [2015] NSWSC 633》： 该案指出，PIRS中的描述是“示例性而非严格的”，为临床判断提供了指导。本案上诉庭在修正MA评级时，也遵循了这一精神，即在不完全符合任何一个等级描述时，需根据整体证据作出最恰当的临床判断。
3. 《Kitanovska v Coles Group Limited [2016] NSWWCCMA 90》： 该案强调了评估师的临床判断和专业经验的重要性，以及行政决策者行为的“推定合法性”。本案上诉庭在撤销MAC时，也谨慎地平衡了这一原则，指出虽然不应随意推翻专家意见，但当错误明显或理由不足时，仍需纠正。

###### **败方原因分析：**
被申请人败诉的主要原因在于未能有效反驳申请人提出的具体且有力的证据矛盾。尽管被申请人试图将申请人的主张归结为“文字游戏”或“过时信息”，但未能解释为何医疗评估师在MAC中记录的申请人症状（如持续焦虑、惊恐发作、规避医疗检查）与所给出的低评级（如1级无缺陷）之间存在巨大鸿沟。被申请人还未能就MA的数学计算错误提供合理解释或修正，进一步削弱了其论点的可信度。此外，被申请人提交的补充专家报告因未满足新证据采纳的严格标准而被驳回，使其失去了进一步支持原评估师立场的机会。

启示

保存详尽病历和生活记录：你的痛苦不是一时的感受，而是长期的功能受限。每一次求医、每一次情绪波动、每一次因障碍而放弃的活动，都应记录在案，它们是你在法庭上最坚实的盟友。
挑战专家意见并非不可能：即使是看似权威的医疗评估，只要能找到逻辑漏洞、事实遗漏或计算错误，依然可以被成功推翻。不要轻易放弃对不公正裁决的质疑。
法律评估注重情境化：法律并非冷冰冰的教条。你的个人经历，如过去的疾病、对创伤地点的恐惧，甚至是你如何选择出行方式，都会被纳入评估你功能障碍的“情境”考量中。
专业术语的“真实”解读：PIRS量表中的“无缺陷”或“轻度缺陷”并非表面理解。即使你还能进行一些简单的社交或出行，如果伴随着巨大的心理挣扎或仅限于熟悉、安全的环境，那也绝非真正的“无缺陷”。
不放弃，寻求例外通道：即使初步评估结果不尽人意，或看似不符合常规标准，也要积极寻求专业法律意见。本案中的上诉人，正是通过挑战看似微小的错误，最终获得了对她更公正的赔偿。

人人都需懂法，在法案中看世界。深度剖析这个真实判决案例，是希望每个人都能逐步建立起一种全新的法律思维：真正的自我保护，源于对法律规则的提前理解与掌握。

免责声明:
本文基于澳大利亚联邦巡回及家庭法院公开判决（Lord v State of New South Wales (Northern Sydney Local Health District) [2025] NSWPICMP 30）的研读与分析整理，旨在促进法律研究与公众理解。相关判决内容的引用仅限于法律研究、评论及信息分享之合理使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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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同类案件裁判参考与实务指引】

1. 本案实务定位

案件细分类型：永久性精神损伤赔偿评估上诉

判决性质界定：最终判决（对原医疗评估证书的撤销与新证书的颁发）

2. 核心法定要素自查

本案属于人身伤害与赔偿（人身伤害法）类别下的永久性精神损伤赔偿评估纠纷。

核心测试（《民事责任法》下的过失）：

是否存在注意义务？ 在雇佣关系中，雇主对其员工通常负有保障工作场所安全和员工心理健康的注意义务。本案中，被申请人作为雇主，未能有效阻止霸凌行为，可能已违反此义务。
是否违反了义务（风险是否可预见？） 如果雇主未能采取合理措施预防或制止霸凌，且可以预见到这类行为可能导致员工精神损伤，则可能构成违反注意义务。本案中，申请人遭受长期霸凌，风险是可预见的。
违反是否导致了损害（因果关系）？ 申请人被诊断出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且症状持续，这需要证明其精神损伤与雇主的违规行为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通常，这需要医学专家证明工作场所事件是其精神损伤的“主要贡献因素”。

核心测试（损害赔偿）：

全人损伤（WPI）是否超过法定阈值（如15%）以索赔非经济损失？ 在新南威尔士州，索赔非经济损失通常需要WPI达到一定阈值（例如，在某些情况下为10%或15%）。本案中，申请人的WPI最终被评估为17%，超过了此阈值，因此有资格索赔非经济损失。
是否存在共同过失？ 评估申请人自身行为是否对损伤有任何贡献，例如是否未能寻求及时治疗，或未能采取合理措施减轻损害。本案中未明确提出共同过失的论点，但这是人身伤害案件中常见的辩护策略。

3. 衡平法救济与替代性主张

如果你是【雇佣 / 行政 / 移民】类案件：
* 程序公正： 在本案中，虽然未直接以程序公正作为推翻原医疗评估证书（MAC）的直接理由，但上诉庭在审查原评估师的判断时，间接考量了其是否充分听取了申请人的陈述，以及其推理过程是否透明合理。如果评估师的决策过程存在偏见、未能给予申请人充分表达机会、或在未告知理由的情况下做出不利认定，则可能构成程序不公，从而成为推翻行政决定的核心。
* 结果参考： 若能证明行政决策者在收集证据、听取意见或做出判断时存在程序性瑕疵，即使实体结果本身没有明显错误，法院也可能撤销该决定，并要求重新评估。
* 附带索赔（若不公解雇失败，是否可转为“一般保护”索赔）：尽管本案主要围绕WPI评估展开，但申请人的背景涉及因职场霸凌导致的被迫离职。如果原告最初寻求的“不公平解雇”赔偿（例如在联邦公平工作委员会）未能成功，可以考虑转向《公平工作法》（Fair Work Act）下的“一般保护”（General Protections）条款进行索赔。
* 核心测试： 需证明雇主采取的不利行动（如解雇、调岗）是因申请人行使了工作权利（如向雇主投诉霸凌，寻求职业健康与安全保护）而导致的。
* 举证责任： 在一般保护索赔中，举证责任通常倒置，由雇主证明其行为并非因员工行使工作权利所致，这为员工提供了更低的举证门槛。
* 结果参考： 即使无法证明解雇“不公平”，若能证明雇主违反了一般保护条款，申请人仍可能获得赔偿，包括精神损害赔偿。

4. 准入门槛与例外情形

常规门槛：

WPI阈值： 在新南威尔士州，通常要求WPI达到10%以上才可获得永久性残疾赔偿，而索赔非经济损失则可能需要更高的WPI阈值（例如15%）。本案最终WPI为17%，成功跨越了此门槛。
时效限制： 工人赔偿索赔通常有严格的时效限制（例如，在损伤发生后的一定时间内提交申请）。本案中，申请人的损伤发生于2022年5月（推定日期），而上诉申请于2024年9月提交，符合相关时效规定。

例外通道（关键）：

人身伤害：超期？ 在某些情况下，即使索赔超出了常规时效，法律也可能提供例外。例如，如果损伤是“潜伏性”的（在损伤发生时无法合理知晓），或者申请人因某种原因在法律上“无能为力”未能及时索赔，时效可能会被延长。
- 建议： 不要因不符合常规时间或条件就放弃，仔细比对上述例外，这往往是立案的关键。如果本案的WPI评估涉及对损伤长期影响的认定，这些例外可能会在其他案件中发挥关键作用。

5. 司法与律师引用指引

引用角度：
建议在涉及精神损伤永久性残疾评估的辩论中引用本案。
* 作为正向支持： 当您的案情涉及对医疗评估师PIRS评估中“社交与娱乐活动”或“出行”类别评级准确性的挑战时，或评估师的判断与自身记录的病史存在明显矛盾但未提供充分解释时，引用本案可加强论点，支持撤销MAC。
* 作为反向区分： 如果对方引用本案，您应强调本案涉及申请人独特的乳腺癌病史与对工作场所的创伤性恐惧，或者评估师的原始计算存在明显数学错误，从而主张本案的特殊性，或指出对方未能证明其案件也存在类似的具体、可证实的错误。

#### **结语**
本案的判决，不仅为遭受精神损伤的工人提供了更明确的赔偿路径，也为医疗评估的严谨性设定了更高的标准。它告诫我们，在看似冰冷的法律条文背后，是活生生的个体经验和深切的痛苦。通过此次深度剖析，我们看到法律的公正并非一蹴而就，它需要每一位当事人的坚持，每一位法律工作者的细致，以及每一位法官的智慧。真正的自我保护，源于对法律规则的提前理解与掌握。
人人都需懂法，在法案中看世界。深度剖析这个真实判决案例，是希望每个人都能逐步建立起一种全新的法律思维：真正的自我保护，源于对法律规则的提前理解与掌握。

原始案件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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